普惠金融的规模化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且不说微型金融机构发展到一定程度走向资本市场融资，国际上已有不少先例；致力于长尾人群的金融科技公司大多仰赖于风投私募的多轮投资，最终出口必然是资本市场；市场上累积起来的碎片化消费金融资产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证券化和规模化。”CAFI院长贝多广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专注于普惠金融多年之后，CAFI将关注的目光也投射到投资领域，特别是兼顾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的投资方式，必将会为普惠金融的规模化发展提供重要支持。同普惠金融一样，CAFI倡导解决社会问题的投资，应成为可持续的、有效良性运转的体系，绝不同于慈善捐赠，并建议将这种投资方式统称为“社会影响力投资”。
春节过后，开工伊始，万象更新。我们决定用一周左右的时间，将CAFI课题组新近完成的《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国际趋势》报告的内容陆续推出，包含国际趋势的分析和案例的分析两部分，期待与感兴趣的读者一起深入探讨。
英国财政部于2000年率先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研究如何将企业家精神应用于财务收益和社会收益的结合。自此，英国一直都是SII的先驱。2012年，英国政府将Big Society Capital成立为一家独立机构，以发展SII市场，并从处于休眠状态的英国银行账户和四家英国最大的银行获得资金。自成立以来，Big Society Capital已发展成为一家金融机构，通过向资本管理者分配资金来支持社会部门组织，目前管理着23亿美元的资产，可供社会企业和慈善机构使用。2012至2013年，英国又在担任八国集团（G8）主席国期间，成立了“社会影响力特别工作组和全国咨询委员会”（Social Impact Taskforce and National Advisory Board），以将该理念推广到全球。2014年，英国政府推出了“社会投资减税计划”，减免针对具有社会目标的组织的投资价值的20％。英国还制定了养老金政策。2015年，受英国的影响，“社会影响力特别工作组”扩大到包括13个成员国和欧盟在内的全球影响力投资指导小组。英国大力开展SII的过程中，在解决本国社会问题的同时，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学习借鉴的机会。2016年，英国政府发布了新的业务守则，规定受托人作为其信托职责的一部分，在财务意义重大时应考虑养老金投资中的ESG因素。随后，在2019年，英国政府委托养老基金承担将金融实质性ESG考量纳入其投资方式的明确责任。这些政策发展代表了政府在全球展示其对SII的承诺方面所取得的许多进步中的一些。
过去十年来，加拿大已经实施了联邦和省级立法以支持SII。在“SII”一词首次出现不久后，加拿大社会金融工作组便于2010年成立，旨在推动SII运动。随着其报告《为公共利益动员私人资本》（Mobilizing Private Capital for Public Good）的发布，许多基金会承诺到2020年将其资本的至少10％用于与使命相关的投资。2012年，加拿大新斯科舍省通过了《社区区利益公司法》（the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ies Act），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则颁布了该法一个新的框架结构，《社区贡献公司》（the Community Contribution Company）。两种政策都为以利润和社会目的为驱动力的社会企业提供了治理框架，使投资者更容易发现投资机会。最近，马尼托巴省（Manitoba）在2019年宣布了其社会影响债券项目，承诺从私人投资者那里筹集300万加元，为多达200名可能将新生儿置于儿童福利系统中的土著母亲提供资源和育儿支持。在国家级层面，加拿大政府于2018年制定了《社会创新和社会融资战略》（Social Innocation and Social Finance Strategy），以支持应对社会和环境挑战的创新方法。该战略包括加拿大第一个社会融资基金，该基金承诺在10年内投入8.05亿加元，将资金用于针对社会影响目标的创新想法。
三、日本
日本社会影响投资特别工作组于2014年开始参与社会影响债券（Social Impact Bond，简称“SIB”）。工作组资助了明治大学一个为期五年的项目，该项目在2015年和2016年试行四个社会影响驱动的项目，重点是主要针对儿童和年轻人的教育、就业和人类发展。此后，日本的SIB市场不断增长，厚生劳动省通过启动一项针对日本SIB研发的赠款计划来扩大SIB试点计划。为了鼓励机构投资者中的可持续投资和行业发展，日本于2014年制定了首个“管理守则”(Stewardship Code)，即《负责任的机构投资者原则》（the Principles for Respnsibl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并于2017年发布了修订版。此守则已由日本的281家机构投资者签署（截至2020年４月），包括日本政府的养老金投资基金和养老金协会。2017年，日本颁布了立法，以便利于将资金从休眠的银行账户转移到社会投资银行。这家新银行将为儿童和年轻人提供资金以减轻贫困和振兴农村地区。
2008年，荷兰制定了《荷兰公司治理守则》（the Dutch Corporate Governance Code），提供了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the Amsterdam Stock Exchange）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做法。政府随后在2016年修订了该准则，强调了长期可持续价值创造和“文化”作为有效公司治理组成部分的作用。2014年，荷兰政府启动了“荷兰良好成长基金”（the Dutch Good Growth Fund），将政府和私人公司管理的资金导流到在新兴市场中运营的荷兰中小企业和当地中小企业提供财务援助。两年后的2016年，荷兰中央银行（DNB）启动了可持续金融平台，以促进和鼓励可持续投资。2019年，荷兰养恤基金、荷兰养恤基金联合会、非政府组织、工会和荷兰政府签署了《负责任的商业行为协议》（the Responsible Business Conduct Agreement），这是一项针对养恤基金负责任投资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倡议。该协议旨在解决养老金投资的负面影响，这是ESG实践（尤其是侵犯人权和环境）的“最低要求”。2019年，荷兰政府发行了首批绿色债券，即AAA级主权债券。荷兰外交部也于2020年1月支持AGRI3，这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荷兰合作银行创建的混合融资工具，旨在扩大私营部门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值得注意的是，荷兰国家银行是第一个在2019年签署《负责任投资原则》（PRI）并将ESG六项原则纳入其投资实践的央行。
五、南非
在过去的十年中，南非实施了重要的扶持政策。例如，2011年发布的《南非负责任投资守则》（the Code for Responsible Investing in South Africa，简称“CRISA”），为机构投资者提供了进行投资分析和活动的指导，以鼓励有效的治理。南非政府还于2011年修订了《退休金条例》第28条（Pension Fund Regulation 28），以促进投资者在选择投资时更多地考虑ESG因素。截至2019年，南非已向养老基金发布关于纳入和报告ESG因素的指导说明。2009年，南非建立了风险投资公司（VCC）税制，为在VCC上投资的公司和信托机构降低所得税，从而鼓励国内SII。根据目前的规定，在2021年6月之后将不再允许这些扣除。截至2018年，已有100多家注册的VCC为南非中小企业（SME）筹集了超过2.4亿美元。南非政府于2019年启动了“南非中小企业基金”，其目标规模为1亿美元，并寻求将资金分配给孵化计划投资、成长期投资和SII。
2010年，泰国政府成立了“社会企业办公室”（the Thai Social Enterprise Office，简称“TSEO”），以刺激该国社会企业的发展。同年，泰国政府还发布了可持续报告准则，泰国证券交易所（the Stock Exchange of Thailand，简称“SET”）定期发布了具有出色ESG表现的泰国公司名单。2016年，政府通过了《皇家免税法令》（the Royal Decree on Tax Exemption），为社会企业和这些企业的投资者提供税收优惠。截至2017年，泰国注册了300万家微型及中小型企业，12万个组织以社会使命开展工作。这些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可能会支持并进一步为泰国带来投资机会。此外，泰国政府还致力于将ESG因素纳入投资流程。2019年，泰国最大的机构投资者泰国政府养老基金发布了新准则，在其所有投资中实施ESG标准，包括使用ESG评分工具评估股票和债券的每个投资机会。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