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5月28日，“中非数字普惠金融国际论坛”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办了隆重的开幕式，由南南合作金融中心总干事吴忠主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博士、盖茨基金会高级数字专家David Lubinski分别做开幕致辞。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潘光伟、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赵希源、以及来自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Visa公司等中外嘉宾和代表先后做主旨演讲。

我们将在公众号陆续刊登嘉宾发言，与未能亲赴现场的嘉宾分享精彩议程。

张晓慧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今天在座各位嘉宾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就中非两地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创新与发展、普惠金融未来的发展方向、非洲的商业发展和投资机遇等主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讨论，分享了许多真知灼见和有趣的案例，这对我本人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大大加深了我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认识和理解。借此难得的机会，我也想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应更准确地理解普惠金融的概念和认识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意义

2005年联合国明确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能为社会所有阶层（特别是贫穷、低收入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其服务对象往往都是排除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低收入人群和资本薄弱的小微企业。或因地理位置的偏远，或因金融服务的门槛限制、价格歧视以及服务对象的自身心理因素，传统金融体系对这些弱势群体的金融排斥是客观存在的。据世界银行2017年的统计，全球仍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约17亿人）无法得到正常的金融服务。他们在需要金融服务时多半只能依赖非正规渠道，被迫典当资产或者接受高利贷，很多人因此陷入恶性循环，终身贫困潦倒。而普惠金融正是这些人的福音。

普惠金融的四大关键要素，即可得性、产品合适多样性、商业可持续性、安全与责任，都非常容易理解。首先，普惠金融服务必须是容易获得的，能够覆盖更广泛的人群；其次，金融产品必须适合这些群体的需要，价格低廉易于负担；第三，普惠金融服务提供者必须有能力长期持续经营；第四强调市场诚信和消费者保护。发展普惠金融必须牢牢把握好这四个关键要素，促进金融服务覆盖更广泛的人群，消除信贷配给和金融抑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这对于减少和消除贫困、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意义重大。

不过，传统普惠金融服务成本高、效率低，尤其是存在“最后一公里”难以打通、商业可持续性不强等问题。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为解决这一多年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这就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所谓数字普惠金融，就是在普惠金融的基础上叠加数字技术概念，泛指用数字技术来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是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融合创新的结果。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对传统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业务进行数字化创新，譬如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的发展；二是依托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来发展新兴非金融机构，催生新的数字普惠金融模式，诸如第三方支付、P2P网贷、互联网基金、互联网保险、网上股权众筹等。

从各国实践来看，在数字科技和移动支付应用于普惠金融领域之后，普惠金融的覆盖面得以不断扩大，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不断提高，服务成本不断下降，大大削减了发展普惠金融的不利因素，可谓近年来普惠金融发展的新趋势。

二、发展普惠金融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和支持

弱势群体通常不是受金融机构欢迎的客户，因为他们缺少完整的财务信息，居住偏远，收入不稳定，没有抵押品，信用不高，单笔贷款需求小，为他们提供金融服务往往就意味着高成本、高风险。因此在传统金融领域，时常存在信贷配给现象，歧视特定客户，即使对方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不给贷款。完全通过市场机制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就是说，发展普惠金融不可能纯粹依靠市场，它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和支持。需要通过政策调剂金融资源，完善法律制度、基础设施，为普惠金融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让更多经济主体以更低的门槛和成本，更高的效率来获得所需的金融服务，以提升市场资金配置效率，提高整体经济水平和社会福利。

从政策层面来看，主要的做法包括：创新金融服务提供者的组织形式，譬如设立村镇银行、在大中型银行内部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以此促进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和有效竞争；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信用基础设施和支付基础设施的建设，以解决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过高问题。在这方面中国一些成功的实践可供参考。2006年人民银行成立了征信中心，开始收集企业和个人的征信信息并出具信用报告，但内容仍仅限于企业和个人在银行体系中的信用，诸如过往的贷款和信用卡的违约记录等。随着网络借贷、消费金融、共享经济等新业态的涌现，个人在互联网上的活动占比越来越高，传统的征信体系越来越不能满足新的市场需求，为此，2018年人民银行又设立了百行征信，与阿里的芝麻信用、腾讯征信等多家市场机构合作，建立了个人在网络上的信用数据库，以逐步化解“信息孤岛”，帮助众多新兴普惠金融机构解决发展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支付基础设施方面，人民银行则相继推出了网络支付“银行直连”、网联清算公司等解决方案，以推动网络支付的快速有序发展，既为日常生活提供便利，也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三、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必须密切关注风险问题

如何实现普惠金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从事普惠金融服务的机构身负双重目标，既要追求社会效益，又必须保证自身的财务可持续。对于普惠金融机构来说，更加便捷和低成本地为更广泛的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固然是其根本宗旨，但绝不意味着就应该因此可以不求回报地把普惠金融事业当成慈善事业来做。防范风险是普惠金融发展中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

对单个机构来说，普惠金融业务的风险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客户的道德风险、违约风险。普惠金融客户通常信用评分不高，缺乏担保品，合约精神不强，只考虑短期利益，违约的可能性比一般客户要高很多。二是“大数据陷阱”，普惠金融机构容易依赖某种特定模型，只为具备某种风险特征的客户发放贷款，造成风险集中。借款人也容易利用金融机构基于数据模型所形成的风险偏好，多头借贷。当数量众多的金融机构集中一起爆发风险问题，就极易演化为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国在这方面已有沉痛的教训。以P2P网络贷款为例。借贷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借款门槛又低，有时只需一张身份证、一个手机号就可申请到小额网络贷款。贷款审核过程全部在线完成，身份证是否系借款者本人所有的都不能保证，一旦发生违约，客户群体分散，信息不全或者失真，催收难度大，全额损失概率极高。若大量客户集中违约，平台就有倒闭风险。据有关方面统计，截至2019年4月末，中国P2P网贷行业平台数量累计高达6616家，其中已停业或出问题的平台数量累计已达5643家，目前正常运营的平台数量只有973家。这组数字不仅充分说明了网贷行业的高风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是多么的严峻！必须指出的是，互联网技术的应用的确有效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提高了金融服务的便利性，但同时带来的风险问题也是绝不可掉以轻心的。

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仍需深入研究的一些课题

数字技术与金融的结合是大势所趋，数字金融所具有的共享、便捷、低成本、低门槛之特点，大幅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显著提升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因此在发展普惠金融方面体现出天然优势，是未来普惠金融发展的大方向。

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很多金融科技驱动普惠金融发展的成功模式和做法，例如肯尼亚的移动支付模式，印度的生物识别模式等，都是很好的实践和探索。目前中国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也有不少成功的实践和成熟的经验。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的普惠金融正在快速向数字普惠金融方向迈进，推动了金融服务的数字化、移动化，直接增加了金融供给，使得金融服务更加普及，成本和门槛大大降低，极大地提高了普惠金融的整体发展水平。ATM自助终端和POS机的大量投放，减少了消费者对物理网点的依赖。手机支付加速向农村地区网民渗透，使用手机银行、手机支付的人群比例大幅提高。各类金融机构也积极利用新技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譬如便捷的网络贷款服务、互联网基金产品、网上保险、股权众筹等，这些较之以往更加低廉和便捷的金融服务，为普惠金融目标群体提供了更好的客户体验。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最佳实践和成功经验，在座各位嘉宾已经作了深入交流和分享，我想也不必再来鹦鹉学舌式地重复，在此仅简单列举几个未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可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1、如何平衡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创新与风险的关系？

2、如何构建有利于数字普惠金融有序发展的法律和监管框架？

3、如何更新和扩展现有金融基础设施以便更好地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4、如何切实保护数字普惠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5、如何加强能力建设？一方面要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者的经营能力和服务水平，另一方面要提高消费者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和金融知识。

女士们，先生们，数字技术正深刻改变着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式，同时也对监管政策、基础设施、能力建设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的水平和效率，不断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生态环境，推动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有待在座各位专家的深入研讨和努力推进。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