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今年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简称“绿皮书”）付印之际，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院长贝多广亲自撰写前言，详细阐释了CAFI提出“微弱经济”概念的初衷，微弱经济所包含的范围以及适合这一群体的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途径和重要性等。

2020年的“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以“扶微助弱，应变创新”为主题，在为期两天的会议当中，设置了诸多相关的讨论议程，相信会对“绿皮书”中提出的“微弱经济”有更深刻的解读。

前 言

有人说每逢庚子年多有“时运不齐，命途多舛”之虞，果然，2020年这个庚子年出现了百年不遇并且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疫情对经济、社会乃至每个家庭的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当然，与17年前的非典疫情相比，这一次人们似乎多了一份从容，少了一些慌乱。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数字化生活使人们即使滞留在家也可以线上购物、线上教学、线上会议甚至于线上娱乐，互联网、智能手机以及金融领域的数字支付成为所有这些线上服务便捷有效的基础设施。

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无疑就像是一次危机测试，考验了现存金融体系的应变能力。有一些金融机构从“密接触”到“零接触”的转换中败下阵来，另一些金融服务机构却获得了发挥优势的机会。几乎所有人的共识是，疫情刺激了数字金融的全面发展，对于多数中小银行来说，疫情如同吹响了数字化转型的号角。确实，我们清晰地看到疫情后数字金融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战略性机遇。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疫情对社会各阶层都有冲击，然而对微弱经济体的冲击是最大的。以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家庭作坊、流动商贩、中低收入工薪阶层以及广大农户为代表的微弱经济体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金字塔的底座，也是普惠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今年2月，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发起“诊断疫情对微弱经济体金融健康的影响与政策建议”课题，通过引入“金融健康”分析框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查，力图了解疫情中微弱经济体在收支管理、债务管理、应急管理、风险管理、资产管理以及未来规划和信心等方面的情况。针对中低收入工薪阶层的调查结果显示，73%的家庭会面临入不敷出的情况，近六成受访工薪家庭的自有应急资金仅足以维持3个月以内的疫情前同等水平生活，可维持半年以上的仅占两成。

普惠金融，就是将被传统金融机构排斥的“中小微弱”包容进金融服务体系。“中小微弱”即是指中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这里所说的弱势群体，主要是指在金融服务方面受到排斥处于弱势的群体，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老弱病残”。在现实经济中，“中小微弱”中的微型企业与弱势群体更为相近，因为很多微型企业就是金融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家庭或个人，比如家庭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等。今年绿皮书的主题是“微弱经济与普惠金融”，就是将“中小微弱”中的“微”和“弱”两项统合起来考察。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各种成份深入观察后的一项研究成果。即使从金融服务角度观察，通常把“中小”和“微弱”分为两种服务对象，并且用不同的方法去提供服务。中小企业（国际上叫SME）是一类服务对象，通常用抵押不动产或质押股权等方式提供信贷服务；微型企业和弱势群体是另一类服务对象，主要通过信用调查或者大数据分析来提供金融服务。

城市经济中存在着大量微弱经济体，诸如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者以及蓝领工人等。农村经济中，微弱经济体即以家庭承包制为基础的生产单位更是占据支配性地位。小农户迄今为止仍然是我国农业经营的基本面，76.6%的耕地仍然是由承包者自家经营。而且，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以及地形地貌的特征，这种生产方式很可能是长期现象。对于实现集体经济之下的大农业还是维持家庭基础上的微弱经济，我们可能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因此，正视微弱经济体的存在、价值以及未来的变化趋势，就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

家庭经济与企业经济不同。企业经济的决策目标是收入最大化，而家庭经济的决策目标是家庭福祉的最大化。企业的任务是通过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以获得最大收入。而家庭通过对各种要素的安排，使得家庭的福祉最大化。这种区别可以用当前农村的两种生产模式来说明。一种是使用化肥农药、商品饲料，另一种是不使用。前者为市场生产，后者为家庭生产。为家庭生产，就是以这样的目标为导向的决策结果——不追求最大产量，而是追求食品安全、环境良好、身体健康。因此农户在生产中少用农药化肥，尽量减少污染。

家庭承载着超越经济的文化价值。家庭关怀、生儿育女、孝道文化、尊老爱幼等家庭文化都因家庭经济模式下的代际言传身教得以传承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在实现美好家庭生活的过程中，家庭经济不但解决了经济问题，家庭的代际关怀、教育、健康保障都可以在家庭经济中同时实现，不会产生农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抚养和扶养问题。

国家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要将农村建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不再把农村看成单纯的农业产业基地，而是将其看成农业、农村居民、文化、生态的综合体，这给家庭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可以说，家庭经济的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部分，大力发展家庭经济也将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微弱经济受到金融的排斥是非常明显的。大多数现代的银行体系并没有为家庭的扩大再生产提供服务。金融机构为家庭经济提供的服务主要是储蓄、转账和支付，尤其是储蓄可以给金融机构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的金融资本。但是，当家庭经济需要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时，金融机构则设置了许多门槛，将家庭经济排斥在外。特别是在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所有，大多数的固定资产不能用于抵押借贷。微弱经济要扩大再生产，只能依靠自我积累或者民间借贷。农村客户也很容易受到保险服务排斥。由于农业生产和家庭经济风险比较大，保险往往也不愿意将家庭经济纳入保险体系。从推进普惠金融的视角去观察，毫无疑问，国家需要建立适合于微弱经济成长和发展的金融体系。

普惠金融要服务的微弱经济体人群数量大，但收入偏低，金融素养和能力也比较弱。所以任何机构在给他们提供服务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去保护他们，给他们赋能。近年在中国看到的比如过度负债、泄露客户数据等问题多少暴露出我们在客户保护或者说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短板。

三年前我们就提出“超越普惠金融”的理念，要加强对微弱经济体的赋能，也就是金融能力建设。金融能力关乎微弱经济体的收支管理、风险预防、财富积累以及发展机会的把握等等。提升金融能力才是普惠金融持续发展并促进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的关键前提。

如何将金融能力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有两点可以考虑：第一，基于微弱经济的实际情况，金融服务机构应综合评估贷款、储蓄、理财、保险、资本市场工具等多种金融工具可以发挥的作用和实际发挥的作用，找准金融业服务各地农业、农民的痛点，以解决痛点为出发点开展金融能力建设。促进金融能力建设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的同时，避免将金融能力建设仅仅局限于服务农村产业发展，更要提升对农户金融健康的关注，从收入、储蓄、风险管理和应急响应等多层面提升农户的金融韧性。尤其是在劳动力大量迁移和城镇化的背景下，强化农户通过储蓄投资为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生命周期内的大额开支做准备的意识，预防因病返贫、老无所依。第二，以农户为中心建立金融能力建设长效机制。基于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尤其是阅读能力和计算能力）和生产、生活需要，设计分层次、多样化的金融能力建设的内容和形式。例如，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可以更多地通过数字渠道开展应对需要的金融能力建设。在偏远闭塞的农村地区，农户对新的金融服务可能存有排斥或戒备的心态，很可能因此错失机会。针对数字渠道失效的农村地区，可以探索建立以村、生产小组为单位的金融能力建设小组，在参加由监管方、金融机构或社会组织等开展的金融教育培训的基础上，由村中能人担任后续教育、答疑、联络的角色，相关部门、机构和组织可以通过培训、支持该联络人的形式，让金融能力建设工作贴近地方需求和地方文化，提升适应性和实效性。

在中国推进普惠金融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仅仅是客户亟需能力建设，从事普惠金融的金融服务机构也需要能力建设，包括怎么对待客户、用什么产品、以什么方式服务。如果金融机构自身能力平平甚至欠缺，怎么去提升客户的能力呢？而前述中小银行非常紧迫的数字化转型任务，本质上就是自身能力的强化建设。

今年的研究涉及到乡村振兴中的金融体系问题。一般而言，在我国广大农村，普惠金融的主力军是农信社、农商行。但是，农信社因为变成了农商行，而农商行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这跟农信社最初的服务于农户或微小企业的目标是有冲突的。尤其是农商行进入到资本市场，股东对他们的要求是股东回报提升，然后股价上扬。发达国家中扎根乡村的金融机构一般都是合作银行。对这一点，国家已经足够重视。针对扎根乡村的农信社，如何在服务乡村普惠金融与商业回报、规模与效益之间取得平衡，有必要进行深入探索，找到比较理想且可行的模式。当然，在各县域农信社之上，还有各地的省联社。省联社的定位和发展已经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亟需解答的课题。

平衡农村资金供求关系的市场手段当然是资金的价格，即利率。但是由于利率的扭曲和收益率的差别，实际情况是资金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西部流向东部，从贫困地区流向股票市场。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要在利率、金融服务结构、数字金融、金融教育、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金融基础设施等方面着手，任重而道远。

乡村振兴的成功与否本质上取决于制度安排，比如土地制度、乡村组织的创新、乡村教育的再造以及产业和技术的发展，同时，金融可以起到助力的作用，推波助澜，发挥独特的贡献。

乘风破浪克艰险，齐心协力襄盛举。今年恰逢《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收官之年，我们在充分肯定过去五年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有必要对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期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发展提出规划。

所谓规划就是因势利导。未来中国的普惠金融有什么发展趋势？从目前的观察看，第一，未来数字技术和传统金融将进一步融合，这可能是一个战略性的方向。也就是说，传统的机构一方面受到了挑战，但也有难以取代的优势，比如农村的金融服务站点。这是用了很高的成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个庞大体系，我们到基层做调研时就发现这些服务点仍在发挥作用。这个体系将来怎么跟数字化的手段紧密配合，将是一个国家级工程，也是很值得去探讨的事情。总体来说，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相结合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且可能在五年内会产生出新的业态。这个过程将会带动数字支付变得更加成熟，数字信贷变得更加普及，并且会进一步延伸到数字理财、数字金融下乡等。用数字手段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今后的五年中会有比较重大的突破。

第二项趋势，如果普惠金融要按照国家的高质量要求来发展，应该把消费者权益保护放到非常高的位置。换言之，国家在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同时，也要解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问题。因为普惠金融服务的人群和企业普遍处于弱势的状态，他们被服务的过程可能成为再一次受排挤、受欺压的过程。比如，各地反映很多弱势群体的征信记录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遭受负面的影响，现在有很多人提出要给他们重新修复信用记录。因此，在推动普惠金融的过程中必须把发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并举，一起往前推进，否则就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现象。过去几年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案例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等问题，都是跟这方面的工作没有进一步加强有很大关系。在未来五年中，我们应该考虑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监管体系理顺，统筹管理。因为对于金融消费者来说，无论是银行产品、证券产品还是保险产品，需要面对的都是金融机构，有的可能还是一个品牌下的不同业务部门而已，从监管有效性来说不应该分兵把守。这方面国际上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鉴。

第三项趋势，我们要从现在关注的融资信贷问题跳出来，一定要看到所谓普惠金融是指整个金融，不是光指以前说的小额信贷或者现在说的银行信贷，而应该包括保险、信托、理财、资本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要在普惠金融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作用。因为普惠金融形成的大量资产都是分散的小额资产，最后一定要通过资本市场去进行证券化，唯有如此，普惠金融方能走上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提出要促使普惠金融形成一个生态体系，大中小银行应该各司其职，不同业态的金融机构应该发挥他们互补的功能，用差异化的、互补的业务，全方位地覆盖所有的群体。这是我们憧憬的目标。

最后，我要藉此机会向我们CAFI的研究团队表示衷心的感谢，所有的研究人员在疫情期间坚守职责，深入调研，深入思考，使得今年的发展报告既反映了CAFI近期的研究成果，也反映了研究步步深入创新原创的局面。同时，我也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一如既往地对我们这项研究提供资助，没有合作伙伴的鼎力支持，我们将举步维艰。在完稿付梓之际，尤其愿意表达对中国普惠金融事业的美好祝愿！

贝多广

2020年10月5日于香港将军澳

 

2020绿皮书目录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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