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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真正的学术研究基于数据说话,而不是瞎扯

问:您出于什么考虑选择“金融如何解放婚姻”作为此次演讲的主题之一?

陈志武:首先非常感谢贝多广老师(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和普惠金融研究院组织这次活动。其实就这些话题,我研究和思考也蛮多年了。2002年左右,我就开始想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即“金融”都是那些职业人士、高端人士关心的高大上话题,好像跟大多数老百姓没什么关系。我就想,怎样把这么高深的话题尽量地跟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建立关系,能够更接地气。

有一天想到“养子防老”话题,突然间眼睛一亮——“养子防老”跟我们研究的金融证券、随机变量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与婚姻、家庭的发展变化紧密相关。这些年中国“剩男”、“剩女”的数量和离婚率不断上升,社会变化非常大。那么我就要思考,这些变化跟金融有什么关系?其背后跟金融市场的发展发达不发达又有什么关系?其实二者关系是非常大的。

首先,在人类历史的整个演变过程中,婚姻的发明和发展都跟利益、规避风险是紧密连接的,目的在于解决未来生活的生老病死等不确定性挑战。今天会有保险、借贷产品、养老基金等金融产品来解决类似的问题,但最早没有金融,人类社会怎么解决风险挑战呢?可以说,人类找到的答案是蛮聪明的,就是婚姻。因为婚姻本来就是一种交易,它可以保障未来两家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能够有风险保障,都能够有很好的机会、很好的环境去安心地生活。

但反过来看,今天有了金融市场以后,金融解放了婚姻,因为金融市场越来越发达,原来通过婚姻来完成规避风险的那些功能,现在由金融市场取而代之。就像把女儿外嫁很远来达到规避风险的安排,现在用不着这样了,通过买保险就可以完成。以后通过保险公司跨地区甚至跨国卖同类保险产品,比通过婚姻来达到跨地区的效果要好很多很多,而且也可以解放婚姻,由原来包办婚姻变为自由恋爱的婚姻。

以美国为例——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成年人大概24%左右是单身。大约十多年前的问卷调查显示,美国18岁以上成年人里48%是单身。短短40年时间里,现在美国成年人里一半的人选择了独自生活。不仅美国这样,北欧国家也这样,单身人口占比提高至差不多50%,现在估计应该超过50%,女性可能也是占比很高的。另外一个变化是单亲母亲生的小孩占比,十年以前美国是40%+,瑞典是56%,目前中国的占比也在上升。

原因同样是基于金融。原来因为没有金融,大家对未来的生活保障很担心,所以不得不去结婚,通过结婚来解决这些问题,让婚姻的两方和两个亲家互通有无。金融产生以后,没有爱情、没有感情的两性关系最后不会选择结婚,原来不用想那么多感情不感情,只是为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生老病死的生活保障,随便结婚成家就行了,给自己给家庭一个交代。但现在金融发展形态和规模在不同的社会差别很大,走在前面的社会就比较早地走上了婚姻决策中爱情唱主角的状态。

 

问:您谈普惠金融跟婚姻解放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怎么来的?

陈志武: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普通老百姓,跟任何一个人生活最贴近的事情就是婚姻,跟谁结婚,基于什么因素决定跟谁结婚,这是涉及到每个人一辈子的事情,就是每天跟谁睡觉、跟谁生孩子、养老等,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这都是最核心的事情。如果说,金融本身的发达和不发达会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人对婚姻的决策,那么,什么样的因素会对婚姻决策发挥作用?如果现实中金融对于这些问题都有很大影响的话,在我看来金融普惠到这个程度就没办法更普惠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普惠性肯定是一个维度,即金融的渗透面、涉及面有多广。这里并非是很多人认为的“金融只跟有钱人有关系”,只跟阿里集团、腾讯等那些大公司有关系。我的思考逻辑大致是从这个角度来联系的。金融对婚姻都有如此大的影响,就不难看出金融普惠性有多深、多强、多广。

 

问:您怎么看中国现在普惠金融方面强调国有银行主导现象?普惠金融到底应该是哪类机构担任主力军?

陈志武:其实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很明显的——只要任何一个领域要加强管制,只要那个领域又有国企、又有民企,加强管制的结果肯定是国企抓到的空间会越来越大,民企是被挤掉的。

随着现在普惠金融监管呼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就必然会让国企的空间不断扩大,民企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尽管从本质上来说,普惠金融更应该是民营企业去做的事情。现在国有金融机构更适合为一些大的国企,包括地方国企和地方政府提供服务,但目前现实情况是,“小微弱”群体数量是很大的,在草根层面做起来的民营金融机构更具备一线知识和基层信息,所以他们能够更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应的金融产品,这些产品更适合于“小微弱”个体,为他们提供更贴切的金融服务。

问:可能用不了多久,“养老”也会成为中国普惠金融的重要话题,我们应怎样从一个预先设计的角度来管理养老金融?

陈志武: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我们这一辈的父母原来生活在计划经济之下,本来指望靠国家帮他们养老的,后来到了他们退休之前说国家不管了,金融市场又没能跟上来,市场化的养老产品没有成型,那时候他们自己也没有那么多的收入,那他们靠谁呢?那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儿女了。

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就可能是过渡期——我们自己的子女可能是靠不住的,但我们的父母又只能靠我们,这样一来,我们的子女一辈相对比较轻松一点,因为有很多人是出生在改革开放期间,这段时间财富和收入都增加了,大家会有意识地去做一些养老方面的投资理财,甚至于保险的安排。我们这一代、或稍年轻的一代人都在做自己的安排,但是更广泛的中国社会当下确实都必须面对这个挑战,政府也在做一些努力。

现在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还来得及尽量利用一些市场化的养老基金、理财产品,还有一些保险公司提供的产品,我发现有一些保险产品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人寿年金一类的,至少我知道在香港好多这类保险公司,只要你的收入足够高的话,比如交20万元美金,一次付款或分几次付款,在投保人离世之前,每年至少可以拿到上千美元或一两万美元的人寿年金收入,这样一来,就能较好的保证夫妻双方离世之前的生活。

现在交的保费可以保证每年有一些固定收入,以这种方式来达到市场化养老,再加上国内一些退休金和政府提供的“五险一金”里至少有一部分是跟社保有关的,到最后以这种方式做养老安排,可以给自己更大的主动性,而不是被动地依赖子女。

当然,很多中国人的观念也要做一些调整,不要总觉得我有子女,不靠他们靠谁,而是要意识到,如果你真爱自己的儿女,就应该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不要在财力上、经济上变成他们的负担,包括精神上。

 

问:您对解决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难题有什么建议?

陈志武:“最后一公里”,现在大家都强调大数据,这真的是出路之一。但到最后,我觉得我们也要接受一个现实——“最后一公里”总是很难解决的,因为只要做金融交易的双方是两个或多个不同的人,信息不对称就是客观存在,不可能降到零。只要是信息不对称还存在,不同的人是交易主体中的参与者,那么欺诈、行骗总是有空间的。尽管我们从制度设计、监管架构的设计角度来讲,尽可能把欺诈空间变得更小,把欺诈的概率机会尽可能降低,但是最后没办法降到零。所以金融交易“最后一公里”怎样做,挑战才会更小一些,当然值得探讨,但要完全克服这个挑战是蛮难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那么多的人都爱说大数据,特别是马云讲“大数据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对于人性的本质缺乏根本的了解,才可能会有的一个结论,真正了解人性的人都会知道,“最后一公里”完全解决好是很难很难的。

问:这几年您做了很多通识教育,能否谈谈怎样提升普惠金融对象的知识和能力,及其理念的平衡?

陈志武:金融通识教育问题是长期的挑战。具体举例来讲,月供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无论是做父母的,还是监管部门的人,都会觉得月供让人每天生活在压力之下,怎么会是好事呢?他们做出这个判断时,并没有想到其实一定的月供并非坏事,至少可以让年轻人慢慢培养出财务认知和纪律。负责任的金融不是靠老师教出来的,这也是教不出来的。如果你一味地只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去讲,大家是都会听,但具体做的时候能不能做到,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太太就说:“两个女儿有点月供不是坏事,让她们提前准备好下个月收入多少钱,该怎么花,事先有一个规划,否则该付月供时没有钱就付不了。”从这个层面来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总是有月供挑战的话,很快就可以让年轻人慢慢养成财务和金融方面的意识和习惯,从而更加独立和自立。

当然,传统观念的惯性很强,短期内一两天就完全改变掉不大现实,但我还是会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要不断从不同角度去说、去解释,也许100万个人听了以后,有20万人最后被激发了去思考,也许这20万人可以在改变自身观念的同时,也可以影响和说服其他人的观念。如此坚持10年、20年,总是有不同的金融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做这样的推动工作,到最后整个社会对金融的看法也会变得更加理性。关于金融观念方面的问题,决策层很多官员要做调整是很重要的。所以金融通识的普及任务很艰巨,这条道路也很漫长。

文章来源于公益时报 ,文梅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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