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出于什么考虑选择“金融如何解放婚姻”作为此次演讲的主题之一?

陈志武：首先非常感谢贝多广老师(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和普惠金融研究院组织这次活动。其实就这些话题，我研究和思考也蛮多年了。2002年左右，我就开始想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即“金融”都是那些职业人士、高端人士关心的高大上话题，好像跟大多数老百姓没什么关系。我就想，怎样把这么高深的话题尽量地跟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建立关系，能够更接地气。

有一天想到“养子防老”话题，突然间眼睛一亮——“养子防老”跟我们研究的金融证券、随机变量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与婚姻、家庭的发展变化紧密相关。这些年中国“剩男”、“剩女”的数量和离婚率不断上升，社会变化非常大。那么我就要思考，这些变化跟金融有什么关系?其背后跟金融市场的发展发达不发达又有什么关系?其实二者关系是非常大的。

首先，在人类历史的整个演变过程中，婚姻的发明和发展都跟利益、规避风险是紧密连接的，目的在于解决未来生活的生老病死等不确定性挑战。今天会有保险、借贷产品、养老基金等金融产品来解决类似的问题，但最早没有金融，人类社会怎么解决风险挑战呢?可以说，人类找到的答案是蛮聪明的，就是婚姻。因为婚姻本来就是一种交易，它可以保障未来两家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能够有风险保障，都能够有很好的机会、很好的环境去安心地生活。

但反过来看，今天有了金融市场以后，金融解放了婚姻，因为金融市场越来越发达，原来通过婚姻来完成规避风险的那些功能，现在由金融市场取而代之。就像把女儿外嫁很远来达到规避风险的安排，现在用不着这样了，通过买保险就可以完成。以后通过保险公司跨地区甚至跨国卖同类保险产品，比通过婚姻来达到跨地区的效果要好很多很多，而且也可以解放婚姻，由原来包办婚姻变为自由恋爱的婚姻。

以美国为例——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成年人大概24%左右是单身。大约十多年前的问卷调查显示，美国18岁以上成年人里48%是单身。短短40年时间里，现在美国成年人里一半的人选择了独自生活。不仅美国这样，北欧国家也这样，单身人口占比提高至差不多50%，现在估计应该超过50%，女性可能也是占比很高的。另外一个变化是单亲母亲生的小孩占比，十年以前美国是40%+，瑞典是56%，目前中国的占比也在上升。

原因同样是基于金融。原来因为没有金融，大家对未来的生活保障很担心，所以不得不去结婚，通过结婚来解决这些问题，让婚姻的两方和两个亲家互通有无。金融产生以后，没有爱情、没有感情的两性关系最后不会选择结婚，原来不用想那么多感情不感情，只是为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生老病死的生活保障，随便结婚成家就行了，给自己给家庭一个交代。但现在金融发展形态和规模在不同的社会差别很大，走在前面的社会就比较早地走上了婚姻决策中爱情唱主角的状态。

问：您谈普惠金融跟婚姻解放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怎么来的?

陈志武：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普通老百姓，跟任何一个人生活最贴近的事情就是婚姻，跟谁结婚，基于什么因素决定跟谁结婚，这是涉及到每个人一辈子的事情，就是每天跟谁睡觉、跟谁生孩子、养老等，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这都是最核心的事情。如果说，金融本身的发达和不发达会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人对婚姻的决策，那么，什么样的因素会对婚姻决策发挥作用?如果现实中金融对于这些问题都有很大影响的话，在我看来金融普惠到这个程度就没办法更普惠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普惠性肯定是一个维度，即金融的渗透面、涉及面有多广。这里并非是很多人认为的“金融只跟有钱人有关系”，只跟阿里集团、腾讯等那些大公司有关系。我的思考逻辑大致是从这个角度来联系的。金融对婚姻都有如此大的影响，就不难看出金融普惠性有多深、多强、多广。

问：您怎么看中国现在普惠金融方面强调国有银行主导现象?普惠金融到底应该是哪类机构担任主力军?

陈志武：其实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很明显的——只要任何一个领域要加强管制，只要那个领域又有国企、又有民企，加强管制的结果肯定是国企抓到的空间会越来越大，民企是被挤掉的。

随着现在普惠金融监管呼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就必然会让国企的空间不断扩大，民企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尽管从本质上来说，普惠金融更应该是民营企业去做的事情。现在国有金融机构更适合为一些大的国企，包括地方国企和地方政府提供服务，但目前现实情况是，“小微弱”群体数量是很大的，在草根层面做起来的民营金融机构更具备一线知识和基层信息，所以他们能够更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应的金融产品，这些产品更适合于“小微弱”个体，为他们提供更贴切的金融服务。

问：可能用不了多久，“养老”也会成为中国普惠金融的重要话题，我们应怎样从一个预先设计的角度来管理养老金融?

陈志武：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我们这一辈的父母原来生活在计划经济之下，本来指望靠国家帮他们养老的，后来到了他们退休之前说国家不管了，金融市场又没能跟上来，市场化的养老产品没有成型，那时候他们自己也没有那么多的收入，那他们靠谁呢?那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儿女了。

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就可能是过渡期——我们自己的子女可能是靠不住的，但我们的父母又只能靠我们，这样一来，我们的子女一辈相对比较轻松一点，因为有很多人是出生在改革开放期间，这段时间财富和收入都增加了，大家会有意识地去做一些养老方面的投资理财，甚至于保险的安排。我们这一代、或稍年轻的一代人都在做自己的安排，但是更广泛的中国社会当下确实都必须面对这个挑战，政府也在做一些努力。

现在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还来得及尽量利用一些市场化的养老基金、理财产品，还有一些保险公司提供的产品，我发现有一些保险产品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人寿年金一类的，至少我知道在香港好多这类保险公司，只要你的收入足够高的话，比如交20万元美金，一次付款或分几次付款，在投保人离世之前，每年至少可以拿到上千美元或一两万美元的人寿年金收入，这样一来，就能较好的保证夫妻双方离世之前的生活。

现在交的保费可以保证每年有一些固定收入，以这种方式来达到市场化养老，再加上国内一些退休金和政府提供的“五险一金”里至少有一部分是跟社保有关的，到最后以这种方式做养老安排，可以给自己更大的主动性，而不是被动地依赖子女。

当然，很多中国人的观念也要做一些调整，不要总觉得我有子女，不靠他们靠谁，而是要意识到，如果你真爱自己的儿女，就应该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不要在财力上、经济上变成他们的负担，包括精神上。

问：您对解决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难题有什么建议?

陈志武：“最后一公里”，现在大家都强调大数据，这真的是出路之一。但到最后，我觉得我们也要接受一个现实——“最后一公里”总是很难解决的，因为只要做金融交易的双方是两个或多个不同的人，信息不对称就是客观存在，不可能降到零。只要是信息不对称还存在，不同的人是交易主体中的参与者，那么欺诈、行骗总是有空间的。尽管我们从制度设计、监管架构的设计角度来讲，尽可能把欺诈空间变得更小，把欺诈的概率机会尽可能降低，但是最后没办法降到零。所以金融交易“最后一公里”怎样做，挑战才会更小一些，当然值得探讨，但要完全克服这个挑战是蛮难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那么多的人都爱说大数据，特别是马云讲“大数据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对于人性的本质缺乏根本的了解，才可能会有的一个结论，真正了解人性的人都会知道，“最后一公里”完全解决好是很难很难的。

问：这几年您做了很多通识教育，能否谈谈怎样提升普惠金融对象的知识和能力，及其理念的平衡?

陈志武：金融通识教育问题是长期的挑战。具体举例来讲，月供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无论是做父母的，还是监管部门的人，都会觉得月供让人每天生活在压力之下，怎么会是好事呢?他们做出这个判断时，并没有想到其实一定的月供并非坏事，至少可以让年轻人慢慢培养出财务认知和纪律。负责任的金融不是靠老师教出来的，这也是教不出来的。如果你一味地只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去讲，大家是都会听，但具体做的时候能不能做到，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太太就说：“两个女儿有点月供不是坏事，让她们提前准备好下个月收入多少钱，该怎么花，事先有一个规划，否则该付月供时没有钱就付不了。”从这个层面来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总是有月供挑战的话，很快就可以让年轻人慢慢养成财务和金融方面的意识和习惯，从而更加独立和自立。

当然，传统观念的惯性很强，短期内一两天就完全改变掉不大现实，但我还是会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要不断从不同角度去说、去解释，也许100万个人听了以后，有20万人最后被激发了去思考，也许这20万人可以在改变自身观念的同时，也可以影响和说服其他人的观念。如此坚持10年、20年，总是有不同的金融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做这样的推动工作，到最后整个社会对金融的看法也会变得更加理性。关于金融观念方面的问题，决策层很多官员要做调整是很重要的。所以金融通识的普及任务很艰巨，这条道路也很漫长。

文章来源于公益时报 ，文梅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