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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摘选的发言嘉宾依次为: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海金融数字化研究中心主任 刘晓春
狮桥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万钧
小米金融战略副总裁 曹子玮
富金富金融科技平台首席运营官 钱力
 
(讨论实录如下:)
 
刘晓春:
 
首先我想说普惠金融和消费金融不是一个概念,是两回事。普惠金融更倾向的是帮助弱势群体来改善他的经济状况,否则的话没有必要各个政府在G20上去讲了,上次杭州G20专门有一个主题就是普惠金融。这个包容应该是包容弱势群体,这是一。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普惠金融里面主要是经营性的,当然也有消费性的,但这个消费性的不是贷款,但我们很多人把普惠金融当做贷款来考虑。对于一些生活有困难的弱势群体,我觉得不应该给他贷款,应该更多的是给他保险——就业保险、医疗保险,这些生活没办法过的人应该是拿到补助的问题而不是贷款的问题。最多有一些生活中的临时性的资金的周转,贷一下款,这个我认为在普惠金融中是很少很少的。
 
反过来,消费金融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商业行为。从银行和小贷公司来讲就是一项赚钱的业务,客户对象是所有要消费的个人,直白地说,尤其是高端客户、中产阶层。所以这不应该是一个概念,我认为首先这是两个概念,服务对象不一样,而且从业务角度来讲,消费金融相对来说更主要的是贷款,当然其中也有保险,比如说我们坐飞机,要买航空保险,你想想坐飞机了还普惠吗?所以,有担保、有保险,但更主要的是贷款。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第二,我也想讲一下关于消费金融或者说消费信贷的作用问题。首先对微观层次来讲,有人讲消费信贷可以改善生活质量,我认为这是错的。生活质量的改善只有收入的增加才能改善,靠贷款是不能改善生活的。余局(余文建)刚才说贷款只是解决一个时间差的问题,本来可能是要靠储蓄积累来进行集中消费,通过信贷先来消费,等于说把未来的收入折现了,所以来消费,但是并不超出你的收入范围,因此也是不能改善你的生活的,说改善生活让消费不起的消费得起,如果对那些收入很少的群体给他贷款很多,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雪上加霜,刚才丁博士(丁宇)也说了要防止的是这个问题。
 
从宏观角度来讲,大家都在消费,本来是未来的需求一下子提前了,提前以后会发生投入的增长、投资的增长,生产的增长,从宏观上会体现居民收入的增长。这样的一种增长是不能反映到某一个具体的贷款上的,整个社会GDP增长了,个人收入增长了,不等于这个贷款人的收入就增长了,你的生活就可以改善了,所以这是两个概念,不能把宏观上的作用套用到个人身上。对放贷款的人来说,永远要认识到你不能改善他的生活,只是让他调节一下消费的时序和结构来赚我的钱,而不能认为我是改善他的生活,并且通过我的贷款他收入会增加,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收入增加是他的能力问题,所以我想两个作用不能摆在一起。
 
既然不能摆在一起,我觉得金融机构就要多做一些消费贷款,多赚一点钱,这个毫无疑问,但是从国家宏观的角度来讲,不能把提倡消费信贷当做宏观调控的手段。如果把这个当做手段,说现在经济低迷了,多放点消费贷款,甚至于下指标,过两天还低迷再放,居民部门的负债率如果说高到超过了他们的还贷能力的时候,不仅仅是银行体系的风险问题,可能是造成整个社会需求突然的坍塌和萎缩,这个风险会更大,对经济增长的风险会更大。
 
所以,消费金融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讲,应该发展,要研究,要鼓励,但是不能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方面。
 
第三,关于风险。刚才实际上已经讲到了,个人跟生产经营是不一样的,生产经营通过贷款可以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有了利润可以还贷,这个和消费是不一样的,消费没有利润永远是要靠收入才行,所以,在风险的评估上,我只能评估的是未来收入怎么样,但这恰恰是最难评估的,所以我只能根据你现在的收入来预估未来的收入,因此合适的额度是最重要的,而不是简单地说放得越多越好。
 
此外,关于信用能力的问题,从行为学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一个人的道德底线不是恒定的,是会上下浮动的,看个人收入的情况,如果一个人年收入是5万块钱,一下子贷给你50万、100万消费贷款,你居然还接受了,这50万、100万足以冲垮你的道德底线。我碰到另外一个做车贷的人,他在另外一个农村地区,他说贷款一定不能超过5万块钱,否则一定会跑路的。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2011年前上海的银行基本上是全军覆没,但做钢贸的都是我们国家某一个地区的人,就是家乡的银行营销的业务也专门到上海跟银行贷款,家乡的贷款全部还了,为什么?因为他每年还要回家,父母在老家,所以道德约束对他来讲有作用的时候才有作用,到上海他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了,所以上海银行的贷款就没有了。这个角度来讲,所谓的“画像”要看是在什么情景下画才是有用的。在风险控制中,信用记录有用吗?有用,但不能全都用信用记录。而且,如果超过了你的还款能力,你再有道德的愿望还贷款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问题,余局长、丁博也讲到了负责任的问题,我认为在消费贷款中怎么尊重最终还款人的意愿是道德责任也是监管责任的问题,我们要分清贷款到底是谁还。一般的情况下,借款人还款人是统一的,另外可能还有担保人,但是校园贷学生贷款,他的最终还款人是他的父母而不是学生自己。
 
最后我讲讲关于金融科技的问题。确实,通过金融科技能很好地来提升我们的服务效率,我们服务触达的点、触达的范围,但我们在风险管理上必须要明确,金融科技只是工具,不可能提高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也不可能提高还款人的收入水平。所以,不是说因为金融科技就能让不能贷款的人贷款了,我认为这是错的,应该是金融科技能让我更好的识别不能贷款的人,让不能贷款的人更加贷不到款,那才是对的。再一个,也不能解决融资贵的问题,因为所谓融资贵的问题,最大的成本是市场资金供求的成本,第二是借款人本身的风险溢价,科技在这当中能帮银行、帮贷款机构减少一些管理层的问题,但说实话管理层在整个贷款中的成本的比例是微乎其微的,我们在算账的时候从来不算这个成本。我觉得金融科技很好,可以优化我们的消费金融,优化普惠金融,但是并不能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风险问题,根本的风险问题还是金融的规律。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把两类不同性质的东西分清楚。这样我们在产品的管理上、产品的风险管理上、监管机构在管理中才能够有序地来开展这些业务。正因为讲清楚了,你把这个业绩真正地做好,做到正确的方向上去,谢谢大家!
 
 
 
万钧:
 
刚好回应刘行长(刘晓春)的几个观点。实际上,消费金融本身是一个产品,是银行赚钱的产品,而普惠金融不是产品,我认为普惠金融是一种社会金融制度安排。讨论消费金融是不是普惠金融,我觉得意义不是特别大。因为消费金融既普遍是普惠金融,也可能完全不是普惠金融。如果一个女孩子每个月收入2万块钱,买一个爱马仕的铂金包,贷款10万做分期,是不是消费金融?当然是。是普惠金融吗?当然不是。一个农民家庭,每年卖菜、卖粮,有一点收入,东北到了每年的10月份才能卖玉米,他在5月份的时候想贷2000块钱买洗衣机,这是不是消费金融?当然是。是不是普惠金融?也是。如果仅仅是看这两个概念,意义和价值不是特别大。更重要的是关注你服务的对象是谁,这才是根本。因为普惠金融这个词的起源也是因为这个对象而言的。
 
大企业、富人已经能够获得足够多的,甚至是过度的金融支持。但是,穷人和小微企业,特别是中国的小微、三农企业和个人,一直是得不到金融支持的。这个时候才提出来信贷即人权,我们才开始服务原来的传统金融无法覆盖的人群,这才叫做普惠金融。我自己觉得普惠金融本身是一种社会金融制度安排,而不是产品。就像刚刚刘行长说的,把这种比较理清楚了,从监管也好,从金融单位本身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来讲就跟清楚了,纠缠是不是普惠金融,我觉得意义不大。或者说界定消费金融就是普惠金融,我们就可以给消费金融更多监管上的支持和便利吗?应该不是这样。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普惠也是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微观是最核心的驱动因素,我们要解决这个社会发展共享的观念。社会大部分人前进了、发展了,但还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不光是他自身能力的问题,也包括国家政策上的问题。比如,农村和城市的二元剪刀差,农民本身确实没有能力获得更高的收入。这个时候,国家要让这些人进入到普惠金融的体系当中来,获得社会共同发展以后的福利,微观来讲是服务于他们。中观来讲,各个银行也好,非银金融机构也好,要积极地利用包括金融科技技术在内的技术,即使是没有金融征信数据,但是有替代性数据,通过这些方法来服务他们。从宏观来讲,也就是最高监管,一定要给普惠金融服务的机构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包容,就像银行的普惠金融已经有了优惠,存款保证金率有所不一样、风险计提是不一样的,也包括后期对这些客户资产的处置,有一些跟消费者保护不太一样的地方,也是消费者保护,但还是有一些区别。因为毕竟金融机构承担了更多的风险,为过去传统金融机构不能服务的客户提供了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对等,在消费者保护上也不能那么特别教条和僵化的所谓的保护,一定要平等的来看待。想问刘行长两个问题。
 
 
 
万钧:
 
第一,刘行长认为普惠金融不应该关注贷款,而应该关注像保险这样保障性的东西。
 
 
 
刘晓春:
 
不要只关注贷款。
 
 
 
万钧:
 
要更广泛是吧? 
 
 
 
刘晓春:
 
需求是不一样的,给的是合适的金融产品,可负担。不是说有资金需求就要满足他的需求,有些不是合适的资金需求,你给他贷款就不合适。比如,特别困难人群,不应该是贷款,而应该是保险。
 
 
 
万钧:
 
从我们这几年的经验来看,就像中国古话说的,对这种人群,消费金融支持的价值不大,我们应该做的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更倾向于给他们提供生产性的资料。比如,我们给卡车司机提供贷款。过去这个人群也是属于万局长(万存知)所说的征信空白的人群。我们其实用到了万局长说到的观点,就是替代性的征信数据,其中一个就是许可。如果你有A本,开大车,要5年到10年的经验才能拿到A本。如果他是具有A本的司机,你又能够给他提供车辆贷款,大概率事件来讲,这个人会很认真的搞运输,老老实实地挣钱。不但能还钱,而且还能提升家庭的生活水平,他还成为村里的致富能力。用这种授人以渔的方式,用生产资料贷款的方式给他,对这部分人群是最有效的。
 
给大家披露一个数据,我们做了22万辆车,服务了18万左右的司机。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以前叫车船电脚是很难管的,很多都是西部的农民,而且还有50到60%是少数民族。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不良率是多少吗?我们是严格按照90天的不良率来计算,不到1%。因为有实物资产支撑,有很多资产是可以收回的,实际上的坏账率达不到1%。这个群体是可以管理的,是可以让他们致富的。我们经常收到一些感谢信,一家人就是因为这个做法致富了。如果普惠金融能够提供授人以渔的生产资料的支持,再加上通过很多技术对他进行审查,再加上你的经验,最终是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双方都是获利的,我们也有不错的投资回报收益,这些群体也得到了支持。
 
另外一个问题,刘行长说的农村贷款不要超过5万,我完全同意,但应该完全是指纯信用的。只要超过5万块钱的纯信用贷款,他的房子都可以不要。村里的房子只值2000块钱,他到城里打工了,从此消失不见。如果是给他提供生产资料的支持,这完全不一样。
 
讨论消费金融是不是普惠金融,我自己感觉价值和意义并不是特别大。核心是说整个社会应该关注怎么样从微观、中观和宏观来建立一套帮助这些贫困弱势人群,给他们提供真正授人以渔的工具性的支持,让他们真正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这是这个时代的中国的金融从业者应该更多考虑和关注的。这是我的观点,不当之处请多指教。
 
 
 
曹子玮:
 
我来自小米金融。各位讲的都特别好,我觉得他们讲的观点高度一致,我也赞成你们的观点,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突然想到今天是一个论坛,不是口径统一的宣传会,所以需要有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请允许我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给大家提出不一样的看法。我认为消费金融可能就是普惠金融。
 
大家认为消费金融不一定是普惠金融,或者不完全符合普惠金融的概念,或者说它们只是有交集。可是我觉得消费金融就是普惠金融。为什么呢?我先提出三个问题。
 
首先,普惠金融是不是弱势金融?是不是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好像不能这么说。普惠金融的核心,第一个字是“普”,普遍的、广泛的、都参与的,inclusive,所以它是包容性的。为什么我们总是局限在给弱势群体做普惠金融呢?是因为富裕阶层、强势群体,首先他很有财富,有的时候他不需要金融。第二,如果他需要金融的时候,由于他具有极强的还款能力,我们不讲他的还款意愿和道德水平。不是说有钱人就比没钱人的道德水平高。但是,有一点是客观标准,就是他具有更强的还款能力。所以,金融给他的服务很好。这不是金融的问题,这是市场逻辑的问题。我们不能说金融机构嫌贫爱富,是因为金融机构的钱也不是本人的钱。银行的钱是广大存款人的合法财富的存放,他没有权力不追溯就把钱贷出去。所以,他追求有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的还款对象是他的天职。所以,我觉得普惠金融的核心是“普”,无论是有钱人的消费金融,还是没那么有钱人的消费金融,都可以作为普惠金融的广泛覆盖的对象。只是由于在现阶段,更多的穷人和社会的弱势群体是传统金融机构看不见和不愿意看的人群,所以才会有新型的互联网金融机构,无论是持牌的,还是不持牌的,他们把关注点聚焦在这些社会群体当中去。这就是普惠金融的核心要义,是“普”。只有“普”了,我们才有更广阔的包容性,这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然后才是“惠”,再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再解决好不好的问题。从“普”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普惠金融和消费金融,某种意义来看,消费金融是普惠金融的有机拼图。因为普惠金融还涵盖小微企业作为生产经营性贷款的扶持对象和服务体系。普惠金融不是帮扶弱势群体,它的核心重点在“普”。
 
第二,普惠金融是不是金融?我觉得大家在讲普惠金融好像不是金融,或者说普惠金融是特殊的金融。比如,你说普惠金融要讲究负责任、讲究商业可持续。难道公司金融、公司业务就不负责任了吗?就不讲究商业可持续了吗?万董事长做车贷,或者生产经营性贷款,你说不良率只有1%。我心里想,你可能太谨慎了,1%的标准太优秀了,说明你覆盖面不够广。世界最优秀的银行,不良率2%就很好了。你只有1%,你比很多世界顶级银行的不良率低很多,只能说明你太谨慎,只能说明你服务的对象还有待于扩展。衡量金融并不是看不良率的高和低、好和坏,而是看它服务的路径、方式、价格、便捷性、获得性,以及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以及它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不存在超额收益和剥夺被服务对象的潜在的交易行为。
 
普惠金融是不是金融呢?肯定是。既然它是金融,金融一定要讲商业可持续性,金融也一定要负责任。因为不负责任,收不回款。所以,所有金融的实现一定是有效的金融行为,而不是说我只有收入100万,但我想用100亿的消费,金融机构不会给你贷100亿的。所以,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是它的内在核心基因。同时,这种不良率和收益的平衡一定是可负担前提下。更重要的是,负责任和不负责任、有用和没用,我突然想起来不好衡量。什么标准叫有用?什么叫没用?同时,什么叫负责任呢?什么叫不负责任呢?如果万董事长干银行,你就很为你的存款人负责任,但你对你的贷款需求者可能不那么负责任,因为你的不良太低了。所以,不太好讲。我们需要一套客观的标准,而不是主观价值体系的判断来解决实际当中的金融行为。从这个逻辑来讲,普惠金融一定是金融,普惠金融绝对不是财政。所以,普惠金融一定天然具有商业可持续性,否则你干不下去。具有可用性,否则贷款的偿还能力、偿还意愿会出现问题。同时,要有可负担性,因为这个公司过多的负债,还不起,你不会贷给他的。这个公司只有1亿的资产,你给它贷100亿,你会哆嗦的。
 
然后我们再讲,普惠金融既然是金融,就不是财政,它实施的对象,首先有还款能力,同时要考虑有还款意愿。它不是一笔放出去不回收的钱,它是一笔放出去不仅要回收,还要多回收的钱。所以,普惠金融不是财政,并不必然肩负着过多的社会责任。所以,它的商业可持续要超越它的社会责任,而财政是相反的。大家要明白普惠金融是金融,不是财政。
 
第三,什么叫做过度负债?什么叫做过多的欲望?什么叫做合适?什么叫做好和坏?比如,我们今天的会叫做“好的金融,好的社会”。很好,但什么叫好呢?不太好判断。我们非常想构建一个完美的金融体系,让我们想扶持的人,让那些我们认为好的人或者好的产品或者好的机构去实现社会责任。但是,最终发现他真的很难达成我们的预期目标。整个金融体系实施的过程中出现很多跟主观政策导向完全不同的客观操作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大家对主观标准的认知有很大差异,甚至是相反的。所以,金融的标准一定是客观的。如果缺乏客观的衡量标准,就没有好和坏。一个普惠金融的实施过程,一定是客观的。我们不会讲谁的欲望好不好、过不过多。普惠金融的标准一定是客观的。这个人只要能还款,只要有能力和意愿来还这笔钱,我们不认为他贷款之后的消费是对他欲望的过度满足。我们也无法认定他的这种信贷就是一种不适度的杠杆应用。所以,取决于放款者本身对他的风险和收益的平衡以及对他的信用评级导致对他的授信额度。普惠金融是一套可实践、可构建的社会治理体系,而不是存在主观当中的道德标准判断。
 
正是基于这三个认知,我觉得消费金融可以算作普惠金融的有机拼图,只是在现阶段过多的要服务于弱势群体。在现阶段,我们更多的注重“普”对传统金融的空白进行覆盖,但并不意味着它只是弱势群体的金融,也不意味着它只是偏远山区的金融,更不意味着它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简单的生活需要导致的消费带来的金融,它也可以成为我们生命更有尊严的金融支持、我们生活更有质量的金融支持、我们存在的意义更有提升的金融支持。我觉得它都可以算作普惠金融。我就分享到这里。
 
站在大家的对立面,很抱歉。
 
钱力:
 
我代表富士康做蓝领的实践跟大家探讨几个案例。在做业务的过程中,我做商业的消费金融做了十几年。做富士康的过程中,接触了普惠。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其实是分裂的,跟今天的讨论是一样的。
 
首先,我在原来的银行,就觉得有一点分裂。当时做信用卡的时候就存在过度授信的问题。其实商业机构是不好判断这个问题的。早几年的互联网银行出来,很发达,我说一定做不好,为什么?太自律了。是我们刚刚开始做信用卡就考虑不能太多家,问题是在市场膨胀和发展非常快的时候,从商业上并不合格。从商业上来说,很难通过商业自律。因为它的职责就是为股东创造更大的利益。当然,为什么要持牌?因为得按照规则来做。所以,我非常赞成一定要持牌做业务,光靠自律不行。光靠自律很简单,良币就是竞争不过劣币。我们做蓝领的时候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我们给自己的员工贷款,作为集团自己的企业,我们最起码有集团责任。老板让我来给员工服务好,我们的主业是做制造业,其次是盈利,不能亏损。我们当然是根据他能获得的工资,而且大概分析了蓝领员工的工资不是唯一的收入来源。很多的蓝领绝大多数是从农村过来的,其实就是农村金融的一部分。他进城之后就是蓝领,他同时会养家糊口,他会开滴滴或者是嘀嗒拼车。积累了一些钱以后,付个首付,他就会去买辆车,给他带来额外的收入。
 
站在宏观的角度上,你确实很难判断这种行为的好或者不好。你每个月的工资收入不高,你买车干嘛?但他买车并不是为了自己享受,其实是为了打零工为主,顺便是为了回老家的时候方便一点。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发现蓝领员工也存在消费升级的需求。我当然非常理解刘行长(刘晓春)的观点,不能特别过度。但是,过度确实不好判断。现在的蓝领,特别是年轻人,虽然有一部分人根据自己的消费习惯来消费,但他也特别讲究品质,哪怕是吃水果,我们厂区内是有消费的,我们也会记录他的消费行为。我这代是处在80到70之间,尽量买便宜点的水果,而年轻人不是的。哪怕他的工资水平不是很高,只是非常基础的工人,但他会买中端的水平,要买还不错的,不要差的。从我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说,站在稍微保守的立场来说,你先得完成了家庭责任,才能去享受自己的生活。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也没有错。不少人除了父母之外,他也有兄弟姐妹,赡养家庭的责任不是一个人来扛。他是年轻人,要见识社会,他也想在祖国的周边游一游。这是不是过度消费呢?很难判断。
 
吴行长今天上午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你是自己财产的责任人,你得负责。我们听说过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胡波在柏林电影节,《大象席地而坐》获了奖,结果胡波自杀了,因为还不起债。其实并不是很高的债。他为什么不来网贷呢?其实他可以借好多。当然,也有道德因素,有很多还不起款的蓝领,有10%左右确实是有点恶意的不还款。一个厂区,什么人都有,他就知道小贷是不纳入征信体系的,他觉得不还款没有关系,他并没有这种意识。有40%到50%的人的使用习惯确实不大好,有一些人的知识层次不高,学历水平有限,他可能会用在博彩性的网站。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金融习惯不好,他不好控制自己的负债率。
 
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刚刚说到支柱,我们做这个业务的时候遇到很多割裂的问题。当然,从风控的角度,我们会拒绝这些客户。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也很难保证会拒绝掉正常合理的需求。从商业供应方的角度来说,首先我一定要遵守这个行业的规范。第二,要遵守自己从业十几年来的基本的业务判断。但是,非常呼唤分层监管,不能“一刀切”。我自己在银行做过,我觉得银行很难为所有的群体提供消费金融服务,包括定价水平。从某种角度来说,不同定价水平的消费信贷都应该存在。人的急迫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资料,我需要那么多的钱。有的时候我可以给你提供很多资料,时间长一点。相对来说,越是严格的金融机构,肯定是时间略长一点、手续略繁琐一点。因为现在有金融科技,手续不繁,要求的数据多一点。也有很多是白户,他也有权利享受金融服务。
 
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说,如果我要做到自律,我会克制自己的盈利率。当然,我们也希望行业能够监管,省得我们自己克制了,而别人不克制。当然,随着持牌的加强,这种克制会好很多。经营了一段时间,我对消费者的违约贷率会有把握,我会选择给他降价还是仍然维持比较高的利率。在市场特别蓬勃发展的时候,我给他提供更合理的价格的动力是不大充分的,因为我少赚了利润。股东反过来就会说你少给我赚了盈利。站在商业利益的角度,我可以做到合规,尽量在商业模型的基础上做到更精准的定价,这是我们想做的。当然,我们希望政府能在这个方面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数据环境。作为小贷企业,自身的数据积累还不够充足,希望国家的征信和数据给我们开一个口子。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数据可以分享。比如,通过薪资情况、岗位情况的评估评分。这样有助于我们精准定价。站在多层次的资金参与的角度来说,如果有商业资金、半商业半慈善基金、全慈善基金,站在消费金融的角度来说,是不是多层次、不同层次的监管都可以。我们是站在比商业稍微多一点责任的角度,作为商业企业,不同机构、不同资金会站好自己的定位。如何站好,非常希望政府可以给我们定好条条框框。
 
另外就是投资者教育。给大家说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在厂区外,警方天天都在宣传网络借贷就是诈骗。我们自己的金融公司,都觉得很不大舒服。后来警民合作以后,我们加了一段话,要借贷,尽量找合规的企业。顺便说一句,富士康金融是富士康人自己的金融。当然,我也理解形势紧迫的时候必须“一刀切”,否则速度赶不上,否则事情恶化下去不行。当未来我们有更多时间沉下心的时候,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区隔。站在时间不长的金融经验的基础上,怎么做到普惠,既包容性强、享受的客户多,而且又能够实惠,客户细分是非常重要的,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商业细分,分的清楚和不清楚就是不一样。传统上,假设是银行,制造业工人的违约率就是挺高的。银行不细分,他也拿不到工资的详细数据和岗位情况,违约概率就是7%到8%。但是,我们做了细分以后就会发现这个结构不是匀质的,甚至不是正态分布的,甚至可能是双峰结构的。如果把一部分守信的人挑出来,就可以给他便宜的定价,而且我不担心生意是亏的,仍然是赚的。另外一部分,他应该首先付出自己的代价。当然,因为很多富士康的同事是农民上来的白户,负责任的能力有限,从这个角度来说,借贷者的教育是多个层次,包括商业企业端、监管层、职业层,给他提供教育确实是有必要。
 
我给大家分享的是在经营蓝领的过程中确实是遇到道德和利润的拷问,希望整个环境给我们更好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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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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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cademy of Financial Inclusion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简称CAFI)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小微金融研究中心(2014年底成立)基础上建立的一家新型研究机构。CAFI致力于打造一流的专业智库和行业交流平台,推动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实现“好金融与好社会”的愿景。 CAFI专注学术研究,探索普惠金融相关领域前瞻性倡导活动;汇聚国内外资源,开展研究与倡导、交流与合作、教育与能力建设以及创新与实践,为行业实践者和研究者、政策制定者与监管者提供支持。 CAFI拥有一支由行业资深学者和专家领衔的国际化专业团队。CAFI设有理事会和学术顾问委员会,成员分别来自监管机构、知名商业机构和国内外研究机构。CAFI的战略合作伙伴包括Visa公司、蚂蚁金服集团、中国民生银行、宜信普惠及飞贷金融科技等国内外知名机构。现任院长由贝多广教授担任,赵锡军教授担任联席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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