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8月28日，在“2019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院长贝多广简要回顾了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历程并回答了记者提问。现将当天的演讲和提问环节的内容整理如下。

演讲原文：

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了，今天非常高兴与媒体朋友们做个介绍。今年国际论坛的主题是“包容 健康 负责任”。讲到这个话题，我想先谈一谈中国的普惠金融在过去十来年里的发展历程。

我大概在五年前开始进入这个领域，当时印象很深的是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普惠金融。到了今天，普惠金融已经家喻户晓，在座的主流媒体更是关注相关话题。还有一些并不直接使用“普惠金融”这个名词的金融行为，比如P2P、现金贷、小额信贷等等，实际都和普惠金融有一些关系。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后40年的金融发展历程，前面20年是建立现代银行体系的阶段。在此之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没有真正的银行，挂“银行”名字的机构实际上做的是出纳的工作。在银行体系建立过程当中，大家发现光靠银行还不行，银行主要解决企业短期的融资需求，很难满足长期需求。于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建设资本市场，这个过程也是花了20年的时间。我们用了40年时间把以银行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现代金融体系建立起来了，但很快又发现有很大的问题，现有的金融体系有排斥性，相当多的中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受到排斥。也就是说，中小微企业很难从资本市场或现代银行借到钱或者获得投资资金，中低收入人群较少获得金融服务。从大概十多年前，中国就开始关注普惠金融，出现了一些萌芽和试点，我们观察到在现代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基础上，金融体系的外延更加拓宽，变得更加包容，这就是普惠金融建设的阶段，也就是中国金融发展的第三阶段。

进入这个阶段，以时间为线索我们找一些里程碑式的事件。2005年，国家批准了7家小额信贷公司在中国试点，希望藉此能够慢慢地把小额信贷在中国发展起来。2007年，银监会发布《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农村小额贷款业务的指导意见》，要求将发放农村小额贷款的机构拓展到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在7家试点的基础上允许各省市都可以批准小额信贷公司成立。小额信贷公司行业获得了一个超速发展的机遇。2009年，资本市场标杆性的事件就是创业板的出现，很多人不理解创业板出现和普惠金融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创业板的出现给中小企业提供比较快捷的进入资本市场的通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有助于中小企业改变融资状况，其实这也是普惠金融的重要方面。到了2013年至2015年，中国的普惠金融事业掀起了一次很大的高潮，小额信贷公司全面开花，达到八九千家。互联网金融当中带有众筹特征的P2P等网络金融形态蓬勃发展，据说P2P高峰的时候也达到八千多家。一时间万马奔腾、跑马圈地，中国的普惠金融乱象也就开始了。

在普惠金融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各级政府一直是高度关注的，多次在相关文件中提及要把发展普惠金融作为重要目标。2016年年初，国务院发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建设五年规划》，正式启动了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主渠道历程。2016年9月G20峰会在杭州召开，因为中国是主办方，所以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文件是会议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把中国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积累的经验，加上国际经验，形成了让全世界都可以去操作、执行和遵守的原则，这在国际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把中国数字普惠金融一下推向了全世界，这是一个标杆性的事件。在此之后，中国的普惠金融越来越受到媒体的关注并进入更多公众的视野。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金融科技公司在推动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服务到的群体恰好是传统金融体系比较忽略的那部分“中小微弱”。几乎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数字支付实实在在将金融服务普及到了国家的几乎每一个角落。

2017年，伟大的事业刚刚掀起高潮的时候，包括校园贷、现金贷、P2P等业务发生的跑路、赖账、倒台等恶性事件频频发生，受到了高层的关注，特别担心会引发社会问题和大的金融风险。于是就拉开了互联网金融整治的序幕。金融监管部门对传统的小额信贷公司也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小贷公司只能用资本金进行业务，不能从别的地方获得杠杆，不能负债，结果行业大幅度萎缩。

出现乱象的同时，国家推动“正规军”冲到普惠金融“前线”。去年国家要求各大银行都建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如果大家回顾过去40年中国金融走过的历程，就会发现很少有从国家政府层面强制要求银行成立某个事业部，可见政治上的诉求非常强烈。大家都知道，中国银行资产50%都在大银行，剩下的是那四千来家中小银行持有，它们一动作，普惠金融格局就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到银行里能听到讨论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做普惠金融，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今年我们的国际论坛上安排了一场专题讨论会，主题就是来探讨“谁是普惠金融的主力军”，到底是大银行、小银行、农信社、小贷公司、P2P还是金融科技公司，对这些问题大家肯定也有不同的看法，会站在不同的角度来展开讨论。

更进一步，到了今年，资本市场动作频频，最显眼的就是科创板在上海正式启动了。这个科创板面对的企业主要也是中小企业，从这个意义说，也是普惠金融在资本市场的一个重大进展。除了资本市场开始给普惠金融服务对象开出绿色通道，更重要的是国家的货币政策也专门为普惠金融开了“小灶”。货币政策从总量性目标转向结构性目标，相信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用这么大的力度来推动普惠金融。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效果如何，我们还有待观察，但这确实反映了我们高层、决策层对普惠金融推动的恳切之心。

刚才我简单回顾了普惠金融发展历史，大家从描述当中可以看到，这件事有崇高的目的，真正要做好难度很大，一点不比建立银行、资本市场容易。我自己在资本市场工作了二十年，也知道其中的难度，但现在进入到普惠金融领域，感觉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容易，某种程度上更难，因为与它相关的涉及到复杂的社会问题，还有价值观的撕裂，使得人们对普惠金融到底是什么？怎么做？往往是看不太清的。比如我们一直在讨论，一定要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是比较表面的。你们媒体人士肯定也注意到了，最近只说融资难，不说融资贵了，这是很大的很好的进步。但即使是融资难，在我看来仍然是表面的。这件事情本质上不是就融资难解决融资难，而是整个金融生态有没有建设好。这个问题不解决，打一个止痛针下去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原来的毛病还会出现。我们要把排斥性的金融体系建设成包容性的，这个生态体系绝对不仅仅局限于银行信贷、小额信贷，而是要包罗万象，让保险、信托、基金等所有的金融服务都有包容性。解决了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支付问题，再往前解决他们的信贷难的问题、保险问题、多元化理财的问题等等。等到广大的农民都能买基金，能和城里人一样买股票，甚至于也可以做QDII，可以到国外买美元资产，那时候普惠金融的体系就基本大功告成了。换言之，对所有的人，不管你身处何方，年龄几何，都能享受到应该享受的金融服务，那就是我们憧憬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为了建立这么一个生态体系，我们强调三个要素，也是今年通过我们的研究团队进行研究以后，认为非常有必要在今年论坛上特别强调的三个概念，有些尽管大家已经比较熟了，但也有必要再强调。

第一个是“包容”。中国不小心把Inclusive Finance或者Financial Inclusion翻译成了普惠金融，然后就望文生义，把普惠金融理解成“又普又惠”、“优惠金融”，进行利率控制，提出每年要降低1个百分点的要求。我们只好反复地不遗余力地讲，普惠金融的重点是“包容”，服务到中小微弱人群。我们今年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重要的事情讲三遍，普惠金融什么最重要？包容、包容、包容。

第二个“健康”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发现，中小微弱群体同时也是金融教育、金融素养和能力都比较弱的人群。能力弱的话的具体表现在哪里？表现在没有鉴别能力，别人一忽悠，说P2P收益率高，于是就不考虑高风险甚至不会分辨是否有欺诈就把资产都投进去，结果造成了损失。这就像我们这样的读书人终日不注意锻炼，结果养成了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身体变成了不健康或亚健康。可见“不健康”是因为意识薄弱。所以，我们要把国际上已经提出的关注和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金融健康”的概念引进来，提升我们的金融健康意识，引导大家去关注你的投资、储蓄、理财，你的金融行为是不是能让你和家庭的财务状态保持健康。

第三个是“负责任”。在普惠金融这个体系当中是有很多机构参与其中的，我们叫普惠金融服务供应商，这些机构有大有中有小，有些是新型的，有些有牌照有些没牌照。在我看来有没有牌照不重要，关键是你的金融服务是不是负责任。如果这些机构能够始终牢记服务的对象是中小微弱人群，要提升他们的能力，而不是带着想办法从他们身上捞油水的心态去做金融，那才是负责任。我们都讲尤努斯的故事，故事的重点不在于他用27美金贷给42个妇女的传奇，而是他把这些妇女的能力提高了，让她们重视子女的教育，重视家庭的卫生，要把小孩送去上学，要给家里装一个厕所，进而带动更多的人提高能力，这是尤努斯的精神核心。在提升能力的同时也强调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现在变成普惠金融越来越迫切和重要的话题，相信未来这也是非常核心的话题，所有普惠金融服务供应商都要重视这个问题，面对中小微弱的时候，你要一边想着提供服务，一边要想着保护他们，这是关键的概念。这几个概念是我们今年国际论坛的主题词。我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Q&A

 

Q:《新京报》记者

刚才您提到三个点：包容、健康、负责任，我觉得特别好，尤其是包容，您也说包容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点，现在普惠金融的“主力军”网贷可能会面临“一刀切”的局面，您有什么看法？

A：贝多广

网贷在我看来还不是普惠金融的主力军，关于主力军国际上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尤努斯教授认为，现在的传统银行没有普惠金融的基因，所以不能扮演普惠金融“主力军”的角色。尤努斯的办法是建立格莱珉银行，这家银行从诞生就是为穷人、为普惠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国家给它专门立法，他做了40多年，应该算比较成功的。但落到中国的环境中，我和尤努斯教授也有些交流，我认为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中国的银行在金融结构里发挥主要的作用，如果把中国现有的银行都摆脱，另起炉灶去做普惠金融也不是很现实的方案。于是怎么样把现有的体系变得更包容可能是我们一个基本的方向。

在现有体系里谁更重要、更专业一点，这个是可以讨论的。现在的国家政策导向有一点倾向于让大型的国有银行起好带头作用。但我个人的看法是，在中国真正的普惠金融“主力军”是中小银行、农信社、农商行，这些机构本来就在做这些事儿，只是他们的技术水平、理念或者科技手段相对落后一点，那就先要通过国际经验、数字技术等手段为他们赋能，再让他们真正发挥自身优势，我相信他们是能够做好的。

除此之外，普惠金融还需要新的机构，包括较为传统的小贷公司、技术领先的金融科技公司，他们最初可能是发挥鲇鱼的作用，把水搅动起来，引起整个金融行业的变革，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些公司也有他们的强项，除了发挥鲇鱼的作用，他们也可以在相当多细分市场当中发挥主要作用。我曾经为机构分布画过一个简图，按照金额的从小到大，最下面是格莱珉银行，然后依次往上是中国的中和农信、蚂蚁金服、飞贷、泰隆银行、浙商银行，也就是人民币5000-6000元贷款市场走到100万规模的市场。100万贷款规模再往上走，可以说所有银行都可以做了；但100万以内往下走的确实需要一些特殊的技术。换言之，落实到真正做业务，普惠金融要很具体地细分市场。

网贷所起的作用，在我看来是金融创新，本身是有生命力的。网贷的模式最初是在英国、美国发展起来的，在他们那里走得比较稳，但在中国就呈现戏剧性的发展，一下子膨胀到几千家的规模。后来发现，这几千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做的事情不是普惠金融，而应该是金融脱媒，实际是把很多老百姓在银行里的钱用高息、高收益率的办法吸引到网上来了。通过我个人的观察，这其中问题出在资金来源方面，也就是说动用了老百姓的钱。

我们看美国或英国的路数，除非是众筹，明确具体的项目。如果是模糊的模式，而且要去动用老百姓的钱，也就是用高收益的方式去吸储，在国外的监管环境下是不能做的，但在中国不小心就做起来了，如果就几十家可能问题也不大，但中国一搞就几千家，风险难以控制，好事也变坏事。我个人认为，网贷要在资金来源方面做改变，老百姓的钱如果通过专业的机构集中起来，变成机构的资金，再通过小贷公司或网贷公司放到中小微弱群体中去，这个形式就比较好了。美国的做法是完全把这类机构作为证券，用合格投资者和信息披露的标准来管理，而不是简单以高收益来吸引个人资金。

我个人认为，未来网贷仍然有生命力，但在结构上要做调整，尽可能降低潜在的金融风险。谢谢！

Q:《财新周刊》记者

现在我们明显看到一个趋势，很多P2P平台转成了信贷机构，看他们的财报，大概P2P一半的资金来源都变成了像银行或信托这样的机构，贝老师认为这是一个方向还是走证券化的方向？当时出过一个175号文，说鼓励网络小贷转为助贷或消费金融公司，关于消费金融公司，我看国际论坛上有个话题是说“消费金融是普惠金融吗”？现在消金牌照还是很抢手的，今年年初，郭（树清）主席说到，我们要鼓励消金行业，放开消金牌照，所以头部平台都想获得消金牌照。贝老师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大力鼓励消费金融到底是在鼓励普惠金融还是增加了居民负债率，它是好事还是坏事？

A：贝多广

最近我们在做个关于助贷的课题，10月份会发布相关报告。我认为，助贷会是普惠金融发展当中的一种新业态，国家监管部门应该正面引导和规范。发展过程当中确实也出现很多问题，我们那个报告有几万字，我先简单谈谈我的看法。我们研究人员做了大量调查以后，认为重心不在于产生一批专门的助贷机构，而且这种机构又要重新发牌照，这实际也是比较复杂的事情。重点是区分助贷机构是to B还是to C，为银行服务还是市场中的客户服务，在现阶段，监管部门应该明确助贷机构主要是to B，而不要引导他们又走向to C。P2P、网贷中的恶性事件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是面对大众的时候要十分小心。为什么现在特别强调消费者保护？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但凡没保护好就会发生危险。助贷本身是好事，但要引导它就是给银行提供服务，绝对不能到to C层面上。另一方面银行确实有需求，为什么过去几十年银行很难覆盖普惠金融客户？因为业务模式、商业模式决定了他们的客户类型有局限性。如果有机构帮大银行引导客户，我认为这个事情对普惠金融有益，这就是普惠金融生态的关系，有批发，有零售，有获客，甚至还有专门做风控的机构等等，在各个环节都可以拿出来服务，但助贷是要明确给银行去服务的，就是to B的。

可能监管部门还会问，怎么证明这些助贷机构是好还是坏，我认为其中的优和劣应该交给银行管理。有地方文件特别强调，银行放贷决定了贷款应该是银行风控的核心，是竞争能力。在我看来，这个观点是似是而非的，银行对助贷机构的判断就是核心能力，不用去判断C端每个客户，而是判断这个助贷机构提供的客户是质量高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建立信任、签约。我们对银行核心能力的认识也要往前推进。

关于消费金融的事，前天我们刚刚开了一个闭门会，在CAFI的会议室，很多人来了。关于消费金融，近期国务院又发了一个文（件），专门强调要推动中国的消费。这个事情，我是学宏观的，还是有一点敏锐性，很早之前就说消费金融就是普惠金融的一部分。这与经典的微型金融经济学的观点可能不一样，持这种观点的人会认为，普惠金融就是给生产性活动提供信贷的。至于消费型的，借来的钱用完了，本来又是弱势群体，哪有还钱能力？增量收入在哪里？有这样的担心，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我们邀请了国际专家经过讨论，了解到另一种观点。那些拿了钱去消费的人，哪怕没有增加收入，重要的是平抑了收入的波动性。有一些消费需求是刚性的。比如小孩上学要交学费，孩子生出来就得花钱养活，但家庭的收入可能是波动的。为什么波动？他突然没工作了，突然收入减少了，这种时候，我们的普惠金融就起了作用，消费金融就帮助平滑他的收入和支出，减少社会的问题，这方面有很多好的案例，甚至有学术的研究都得出结论，在美国有一个州因为普惠金融帮助低收入人群做到了收入平滑，结果犯罪率都降低了。当刚性需求摆在那又没有收入的时候，人就有可能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道路。

中国现在是产品过剩的国家，大量产品要出口。难道中国本土的消费已经饱和了吗？远远不是这样，中国大量中低端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是没有得到满足的。如果能够把这批人的消费能力提高，能够解决一部分消费品销售不出去的问题，能够推动生产和经营往前发展，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现在来看消费这辆马车在国民经济发展当中的作用比投资还重要，而且会越来越重要，这就需要引发出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增加生活的福祉，这本身就是普惠金融的目标之一，所以消费金融一定是普惠金融的一个方面。

西方国家走过的路程当中，在二战以后面对经济波动，解决低收入人群和社会不平衡等问题的措施主要是三条：

1. 捐款慈善。像巴菲特、比尔·盖茨肯捐出来几百亿美金。美国每年的慈善捐款达到2%的GDP。
2. 资本市场。以前叫人民资本主义，群众都参与资本市场了。比如美国最典型的是，有401K法案，规定所有人的工资都可以拿出10%，按照一定的比例在税前投入到资本市场。有了这个法案，美国资本市场从此就往上走。当资金源源不断流入资本市场，大家拿钱去买基金、买股票，财产性收入增加，普通老百姓的整个收入结构就会随之改变。
3. 消费金融。消费金融是最根本的一条，看美国大银行资产负债表，信贷结构里排在第一位的是消费金融，而不是企业的信贷或房地产信贷。消费金融在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当中是至关重要的，信用卡信贷比例下来，国民经济就惨了。这块未来在中国，我相信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这当中最核心的就是中低收入人群，而不是高收入人群。

最近在我们CAFI也组织专家讨论了消费金融会不会引发过度负债的问题。这个问题一定会发生，但是，首先，极端事件是个别的，在总人群中比例很低；第二，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断提升客户的能力，使他们从不成熟到成熟。假以时日引导，消费金融也会越来越规范，人们也会越来越成熟。

Q: FT中文网记者

最近，我们比较关注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来讲，现在利率市场化水平是不是适应，是不是需要做某些方面的改革？您作为普惠金融的研究者，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方向？

A：贝多广

这个问题最近又掀起一个小高潮，前几天有朋友在朋友圈里第一时间发了国务院关于利率改革的信息。我留了言说，理念上有进步，但显然还在误区之中。实际上国家还没有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当然我们也理解这不见得要一步到位。我们曾开了一个闭门会，讨论普惠金融利率负担成本高或低的问题，当时银监会和央行的代表来了，说利率已经放开了，马上有机构的一线人员反映说，实际没放开。

我们国家的利率实际没有放开。一个表现是中国农村的资金是流向城市的，落后地区是流向发达地区的。这说明资金是聪明的。如果在农村地区的吸储机构的利率没有一定溢价的话，资金很显然会往城里回报高的地方流动。尤努斯的格莱珉储蓄利率很高，农村的资金就放在里面，然后在农村地区循环。利率是引导社会资金流动的很重要的杠杆。当利率被压制的时候，资金一定是朝着另外扭曲的方向流动，这是我们关系到普惠金融能不能健康规范发展的非常核心的问题，任何商品如果价格不准确一定是扭曲的。现在是过渡阶段，今后还是应该进一步放开，这个放开是指对普惠金融的客户、小微企业、农村这些地方的信贷利率、存款利率，率先逐步地放开。

当然，这要经过测算，比如同时有来自城市和农村的资金，对农村地区的存款利率可以允许上浮，这样就会形成价格差异，观察资金有没有变化，整个社会资金是不是逐步缓慢往农村逐利，然后再观察这些资金除了追逐存款利率以外，会不会贷款也会进一步增加。如果利率的问题不真正地解决，包括现在反过来给小微的贷款利率降低，看上去非常好，好像是美好的出发点，让他们降低成本，但结果可能恰好是相反的，比如优惠的利率是到不了真正贫困的农民手上的。当然，我们也要做调研，把这些情况真正地反映出来，但是我们的媒体，我特别希望在表述这些问题的时候能够更专业一点，能够更鲜明地点到这些问题的要害，因为媒体太重要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