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国家鼓励发展普惠金融的政策指导下，国有大中型银行应当将“立足自身、稳健经营、短期做大、长期做强”作为战略方向。所谓“做强”普惠金融，就是要“以发展普惠金融反馈全行”，即充分汲取普惠金融发展红利，最大化普惠金融业务的综合贡献度，尤其要在提升息差水平、改善客户结构、分散业务风险、促进板块联动上取得突破，最终通过“做大做强”目标，实现普惠金融业务与其他银行业务发展齐头并进的良好格局。5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顾雷博士应邀参加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企研究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联合主办的“新时代背景下国资银行的新发展”研讨会，发表了题为《国有大中型银行发展普惠金融的瓶颈和路径》的演讲，今天就与广大读者一起分享，希望大家对国有大中型银行开展普惠金融献言献策，全面振兴我国普惠金融事业。

 

顾雷，法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高级经济师，现任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首席经济学家，国际破产协会中国破产重整联盟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研究员、硕士生导师。近年来主要研究互联网金融、破产重组、普惠金融监管以及证券市场违规犯罪问题。

一、国有大中型银行发展普惠金融面临的主要问题

1.金融资源分布不平衡，普惠金融供给缺口依然较大

整体来看，我国现有金融体系仍存在较为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一方面，大中型企业、高净值客户、发达地区金融资源较为集中，甚至出现供给过剩和过度竞争；另一方面，小微企业、乡村农户、经济落后地区等弱势领域金融供给远远不足，不能满足有效需求。据统计，当前直接融资市场约90%投向了大中型企业，仅留给小微企业10%的融资空间，且融资成本较高。国有大中型银行普惠领域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仅为7%，农户生产经营贷款占比仅为5%，个体工商户贷款占比仅为2%。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中小微企业融资缺口：对新兴市场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融资不足与机遇的评估》显示：无论是在亚太地区还是全球发展中国家范围内，我国的中小微企业群体都是规模最大的。我国中小微企业潜在融资需求达到4.4万亿美元，占全球发展中国家总计8.9万亿美元潜在融资需求的一半，但融资供给仅为2.5万亿美元，存在巨大融资缺口。其中更为弱势的微型企业获得融资更为困难，融资供给仅为0.03万亿美元。（何飞：《商业银行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的意义、战略和对策》，摘自《上海证券报》，2018年09月26日。）

2.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性不牢固，尚未探索出有效的商业模式

近年来，各大国有银行陆续成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但尚未建立起适应普惠金融发展特点的管理体系和业务模式。面对普惠领域客户的经营管理不规范、信息透明度低、抗风险能力弱、抵质押物缺乏等普遍性问题，商业银行防控能力普遍显得不足。特别是普惠领域客户金融服务需求的额度普遍较小，大型银行内部业务流程较长、审批手续繁多，运作效率偏低，经营成本较高，致使普惠金融业务的盈利性较差，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内生动力不足，基层机构业务拓展积极性不够高。加之最近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以“普惠金融”之名开办网络小贷、私募基金、P2P和投资顾问等业务，虽然在拓宽弱势群体的融资渠道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看似缓解“融资难”，但是，这些非银机构或互金平台显著推高了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加剧“融资贵”，多家P2P平台接连违约，频繁爆雷，给社会安定团结局面造成了重大负面影响，积累了大量金融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放贷的信心。

3.普惠金融产品多样性不充分，商业银行创新动力仍然不足

普惠金融具有典型的“长尾市场”特征，服务对象较为分散，个体差异性大，特别是小微企业客户、个体工商户和三农机构，他们的金融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特点，对金融产品的创新性要求较高，传统金融产品和服务难以满足客户个性需求，而且规模效应不显著，风险不易控制，经营成本往往难以得到合理补偿。因此，国有银行提供服务的意愿不强，创新产品的动力不足。相反，国有银行依托大企业和大项目，逐渐形成了依靠扩大信贷规模创造盈利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造成国有大中型银行热衷“垒大户”，普遍认为给国有企业、大中企业提供贷款风险低、收益高，而给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贷款风险大、收益低，投入的人力、时间也并不少，经营成本居高不下，可谓是“费力不讨好”。

4.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普惠金融发展环境有待优化

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环境看，金融基础设施仍存在短板：一是共享性征信体系尚未建成，普惠金融服务对象基本上没有纳入传统金融体系，客户信用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造成国有商业银行“不敢贷”。二是信用担保体系相对薄弱，全社会对普惠金融的风险分担能力不足。多数小微企业治理结构不够完善，财务管理不够规范，缺乏必要担保，很多地区小微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问题较为突出，仅靠商业银行一己之力难以有效防控风险。三是乡村地区金融服务体系还不健全。我国乡村区域范围广泛，涵盖经济主体多样，经济发展程度不一，不同地区、不同经济主体以及同类型经济主体在不同发展阶段都具有不同的金融需求（胡浩，2018），现有金融体系难以有效覆盖。四是法律体系尚不完善，对普惠金融服务供给、需求主体权利义务的保障，以及业务的规范还不够明确。五是面向大众的金融知识普及还不足，尤其是偏远地区人群、城镇低收入人群以及残疾人、老年人长期被排除在金融体系外，对金融产品的了解和现代金融理念较为匮乏。

二、国有大中型银行发展普惠金融的现实作用

1.发展普惠金融是国有大中型银行提升息差水平的重要手段

与其他业务相比，普惠金融可以成为商业银行提升“息差水平”的主要突破口之一，成为国有银行实现“息差增长”的重要途径之一。以小微金融为例，一方面，商业银行在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时，拥有更大的定价权，能够从资产端增加贷款收益；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在放贷基础上吸收小微企业存款时，具备有利的议价权，能够从负债端降低存款成本。这样的“一增一降”，使得商业银行的息差水平获得显著增加。

2.发展普惠金融是国有大中型银行改善客户结构的重要方式

普惠金融业务涉及的客群种类多样，有较为广阔的发展预期，对于商业银行客户结构改善非常有利。而改善客户结构，直接带来三个“有助于”：有助于商业银行扩大和改善商业化运行模式，有助于商业银行快速降低金融风险集中度，有助于商业银行调整息差比例和结构。

3.发展普惠金融是国有大中型银行分散风险的重要途径

当前，“防范金融风险”与“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两大任务。普惠金融天然具有分散风险的优势。以小微金融为例，一方面，小微业务笔均金额较小，不易形成风险集聚；另一方面，小微业务客群分散，操作灵活，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同时，即便出现逾期或不良贷款，放款主体不仅可以依靠技术手段进行精准催收，也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进行批量处理，能够较好地分散风险。

4.发展普惠金融是国有大中型银行担当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

截至2018年末，我国小微企业法人约有2900万户，个体工商户约6300万户，中小微企业占全部市场主体的比重超过90%，贡献了全国80%以上的就业，70%以上的发明专利，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可见，小微企业涉及人群众多，已经成为当前金融服务实体的首要目标和重要方向，显然，商业银行要把发展普惠金融、服务小微实体看作自身的社会责任，真正赢得社会公众对国有银行良好认知与高度评价的局面。

5.发展普惠金融是国有大中型银行应用金融科技的重要方向

随着技术进步，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金融科技，能够支撑普惠金融业务的获客渠道创新、营销方式创新、客户服务创新、信用评级创新和风控手段创新，是商业银行规模化发展的有力抓手，包括蚂蚁金服、腾讯金融和京东金融等在内的金融科技巨头，工行、建行、交行、民生和浙商等在内的大中型商业银行都已借助金融科技实现小微业务效率提升，已然成为商业银行金融科技落地应用的重要方向。

三、国有大中型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的优劣势分析

1.大型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的优势

国有大中型银行经过几十年的深耕细作，在资金、产品、渠道、科技方面积累了诸多优势，为开展普惠金融提供了便利条件。

一是资金优势。国有大中型银行拥有强大的资本实力和相对低廉的筹资成本，既能够保证对各类客户的融资规模，也能够以较低的价格提供服务。

二是功能优势。国有大中型银行功能性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产品涵盖融资、支付清算、现金管理、投资理财、国际业务等领域，能够满足客户全生命周期的各类金融服务需求。

三是渠道优势。国有大中型银行的机构网点数量多、交易渠道齐全、覆盖面广，有利于触及不同区域的客户，并能够以“一点接入、全集团响应”的方式为服务对象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截至2018年6月末，全行有营业网点16024个，自助银行27205个；自动柜员机93767台，为670.6万户公司客户和5.87亿个人客户提供服务，在4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20个机构，通过参股标准银行集团间接覆盖非洲20个国家，与1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43个境外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服务网络覆盖六大洲和全球重要国际金融中心。

四是信息科技优势。国有大中型银行多已建立功能丰富、运行稳定的IT系统，搭建了自助机具、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服务终端，还在经营服务过程中积累了海量客户、账户、交易等信息，凭借强大的客户服务平台和后台数据整合能力，大银行更有条件融合前沿金融科技，降低单笔业务的运营管理成本、实现规模效应。得益于这些优势，近年来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增长显著。央行数据显示：国内大型商业银行小微贷款总额从2015年5.58万亿元增长到2017年年末7.42万亿元，年均增长9.97%，占银行业小微贷款总额的比例超过30%。（胡浩：《新时代大型银行发展普惠金融的若干思考》，摘自《金融论坛》2018年第12期）

五是技术人才优势。多年来，国有大中型银行集聚着众多的计算机、法律、金融、财务管理、会计、数学、经济、工程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人才，这对于开展普惠金融是有十分有利的，当然，国有大中型银行对这些人才储备需要有效使用和倍加珍惜。

2.国有大中型银行开展普惠金融的劣势

一是理念文化方面，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服务大中型企业和优质、高端客户为主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尚未根本改变，大多数经营机构习惯服务大客户，垒大户的思想还比较根深蒂固，而对普惠业务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偏远地区人群以及个体工商户提供金融服务的意识还不清晰。

二是组织架构方面，大型银行已率先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但客户准入、信用评级、授信审批、放款操作、利率定价等权限大多分散在不同层级和部门，内部协调成本较高，工作成效不高，容易产生互相扯皮现象，不合适普惠金融“小、快、灵”服务模式。

三是风险防控方面，国有大中型银行在信贷风险防控环节上，采取部门相互独立、岗位相互制衡、系统相互控制的管控模式，业务流程较长，中间环节较多，难以契合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短、小、频、急”特点，影响顶层战略向基层经营机构的传导。（胡浩：《新时代大型银行发展普惠金融的若干思考》，摘自《金融论坛》2018年第12期）

四是产品创新方面，当前银行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不能有效覆盖小微企业全流程、全生命周期，对小微企业短期与长期、信用与抵质押、线上与线下等多元化融资支持结合度不够紧密和牢固。

五是资源分布方面，大型银行的金融资源大多集中在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或者省会城市，对西北、西南等偏远地区以及老弱群体的需求缺乏深入了解，影响了普惠金融的可得性。

四、国有大中型银行做好普惠金融的路径选择

1.提升审批效率，优化审批流程

审贷分离是商业银行防范信贷风险的重要手段，但由于国有大中型银行流程繁琐，往往会导致发展效率低。因此，未来国有大中型银行要大力推广“客户经理+风险经理”的平行作业模式，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审批效率，加强部门联动，把提高审批效率作为服务客户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提升作业效率。

2.引领金融科技，走“数字普惠”发展道路

普惠金融的难点在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点在市场化运作。而随着信息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为普惠金融获客、运营和风控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银企信息不对称、规模不经济等问题。与此同时，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对传统生产和消费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国有大中型银行应顺应趋势，加快创新，对传统劳动密集型金融服务模式进行重构，聚焦线下专营、线上做活、聚焦信贷价格市场化，构建“广覆盖、多层次、高效率、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促进普惠业务可持续发展。

一是提高数字化运营水平，提高获客能力。国有大中型商业银行要成立专门的数据管理部门，着力打通内部数据，探索应用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物联网、数字银行等前沿技术，对内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的业务处理。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要积极拓展电商、运营商和公共服务等外部数据，对外实现业务申请、合同签订、提款、还款等环节的客户自主操作，打破金融服务时间和空间限制，降低管理成本。

国有大中型银行还要善于运用微信、微博等开展点对点营销，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开展交叉营销，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开展个性化营销，并通过互联网渠道，按照小微客户批量化、批量客户个性化、个性客户分层化、分层客户数据化和数据客户智能化的方式，全面提升规模获客效果和能力。

二是国有大中型银行不能以大自居，主动与政府部门、核心企业、互联网公司、重点商圈进行对接，加强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通过共同成立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介入金融生态及交易场景建设，实现普惠金融客户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闭环管理，有效支撑普惠金融业务营销方式创新、客户服务创新、信用评级创新和风控手段创新，并运用科技手段做好普惠金融客户的分类分层分级，制定利率级差管理方案，着力提升差异化利率定价水平。

三是发展线上智能处理与线下专家治贷有机结合的业务模式，构建分层服务体系。对标准化、小额化业务，以线上为主、数据驱动的渠道，集中开展场景接入、客户聚合和数据分析，推行智能化审批、自动化处理、自助化服务，构建对外开放交互、内部充分整合的数字平台，为普惠金融客户提供在线服务。对个性化、金额较大的业务以及数字资源匮乏的地区，仍依托线下渠道，以专家判断为主要处理模式，发挥出国有大行人才资源优势。

3.创新担保形式，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

普惠金融客户服务需求并非是大中型企业和高净值客户金融服务的简化版。如果简单套用传统金融产品，既不便于客户使用，还可能增加风险和运营成本。国有银行开展普惠金融，最终要落实到产品与服务，要以客户为中心，高质量地满足客户需求，开发小微、三农、扶贫领域的专属产品，为普惠金融客户提供更具针对性的产品与服务。

一是聚焦客户需求，创新贷款模式。根据普惠金融需求多样化特点，创新信贷模式，开发中长期贷款产品，采用“无还本续贷”、“循环贷款”等方式，为助学、养老、游学、培训、医疗等各类用途的融资提供支持，满足小微企业扩大再生产和个人中长期用款需求，降低“倒贷”成本，遏制高利贷蔓延。

二是拓宽服务渠道，减少物理网点，发展智能化服务。国有银行逐步将支付、融资和理财交易等金融服务从线下网点搬到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自助渠道，推动物理网点向智能化、轻型化和社区化转型，进一步延伸普惠金融服务触角，完善对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无障碍金融服务。

三是丰富担保方式，提高融资可得性。加快推进“土地两权抵押”、林权抵押反担保和多户联保试点工作，为涉农客户提供有效融资途径；探索专利权、商标权等权利质押担保，解决城镇轻资产小微企业和科创类企业缺少抵押品的融资难题。（胡浩：《新时代大型银行发展普惠金融的若干思考》，摘自《金融论坛》2018年第12期）

四是整合银行内部资源，增加交易品种，提供综合金融解决方案。根据普惠金融客户需求设计与其经营特点相适应的结算类、理财类、个人类等产品，提升客户可得性。特别对科创类企业，通过投贷联动、中小企业私募债、中小企业集合债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方式支持其发展。

4.强化风险管理，不断丰富风险化解的技术手段

一是在风险防控方面，不搞“大水漫灌”，设立普惠金融风险数据库，引入神经网络、决策树和区块链等算法，结合工商税务、网络舆情、公共服务、环保违法等信息，通过交叉验证和风险预警提升智能化风险防控水平，顺应数字化交易趋势，引入电子签名、第三方电子存证管理、数据访问安全体系，全流程控制线上操作风险，不断提高金融风险管控水平。

二是在风险化解方面，探索采用投行手段推动企业兼并、收购和重组，通过不良信贷资产证券化、不良信贷资产打包转让等方式进一步拓宽普惠金融不良贷款处置渠道，根据具体产品的风险构成、管理技术和防控手段，制定差异化的小微、涉农、扶贫业务处置标准，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化解信贷风险。

5.加快推进国家征信体系建设，升级信用识别功能

在做好信息安全的基础上，推动征信、融资担保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信用、行为信息资源共享，积极参与国家征信体系和信用环境建设，建立健全违约连带惩罚机制，提高金融机构和公众的金融素养和风险意识。同时，积极升级风险识别与信用评价模式。整合银行内部信息，并与大型企业、电商平台和互金平台开展全场景业务合作，切入普惠金融客户生产、经营、交易场景，批量构建全面、准确、快速的客户信用拼图，开发普惠贷款客户申请、行为评价、清收等模型，有效识别和评价各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