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普惠金融的需求自古以来一直长期存在，地方金融也一直不乏兢兢业业的实干家为满足这些需求而奔走。以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院长汤烫为代表的这些基层金融工作者和研究者在“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客户保护与赋能CPCP国际研讨会”上也通过主题演讲的方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探讨如何破解中国普惠金融发展难题的方法。

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院长汤烫

演讲全文如下：

各位先生们、女士们，我是搞草根金融的，草根金融在我们今天来说就是普惠金融。我每一年都把中小银行草根金融所做的阶段性工作做一次总结。地方金融、草根金融年会从1996年开始，到现在每年举办一次，每次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来自地方的中小银行，主要是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和民营银行等。当然也有监管部门和人民银行各方面的领导参加。研究的问题就是如何办好普惠金融，支持农村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发展，我们做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

我前天从洛阳农商行回来，走访了他们的几个基层网点，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走访了776家法人银行，而且在这个网点上，都是和支行行长以及董事长进行了点对点的交流。这次我们到洛阳农商行，本来他给我安排看两个景点，后来我没去，看了他们两个支行。看了以后我很受启发也很受教育，其中有一个倒盏支行，当地传说是乾隆皇帝喝酒，喝多了之后把酒杯给倒过来的。这个支行的业务做得很实，为当地的农民、商户服务，业务延伸到农村和农民的需求深处，商户的门面开到哪儿，农产品走到哪儿，金融业务就做到哪儿，网点就设到哪儿。我感觉到这些中小银行扎扎实实在做的，是为弱势群体服务的普惠金融。

我们国家有些学者在中国的普惠金融问题上有一些和实际情况有差别的地方，有些同志认为中国的普惠金融开始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其实中国的普惠金融有相当长的历史，应该说在世界上都是走在前列的，可以追溯到1823年山西的日升昌，它当时是从当铺开始的。当时有个状元姓陈，湖北人，在湖北赶考过程中途晕过去了，因为他的钱被小偷偷了以后就没钱，买不到东西吃了，倒在日升昌在汉口开的门店上。这个门店老板看到以后马上把他救过来，给他很好的安慰，给他提供各方面的方便以后，马上就报告给山西总社，总社当时指定要派专人专门准备经费，把他送到北京。他后来考上了状元。

实际这样的例子很多，1937年，福建龙源根据地的农村信用社本身就是做为农民的普惠金融业务。50年代成立的农村信用社，大量农村信用社的主任、信贷员和会计走街串巷，给遇到困难、需要贷款的农民贷1元、2元、3元。本来在这次孟加拉国际会议上还讲了我在普惠金融上的中国故事，在孟加拉国际会议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原来中国做普惠金融做得这么早，而且这么到位，我当时提出一个概念，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尤努斯，我们的普惠金融业务做得比孟加拉尤努斯早得多，而且受惠人口多得多，额度要大得多，工作细得多，支持当地经济环境发展贡献大得多。

孟加拉大家去过，基础设施与卫生条件相当有限，在中国已经找不到像孟加拉这么落后的地方了。为什么？这说明中国确确实实是为我们弱势群体，为社会经济发展在普惠金融方面做了很多贡献。中国普惠金融历史悠久，贡献巨大，大家千万不要说，中国的普惠金融走在世界的后面，我们是走在世界的前列。

另外，中国的普惠金融需要破解下一步发展的难题。

1、要把我们过去的普惠金融做深做细做实，扎扎实实为农村农民服务做业务的这种精神找回来，人气找回来，要让农村有人气，也要让我们的金融跟着人气走，跟着业务深入到农村农民和弱势群体之中。

2、我们的政策一定要精准到位。政策要精准到位，尤其是补贴要跟业务走，不要跟机构走。我认为，中国的一些大银行做普惠金融是有难度的，即便真正要做也很难深入下去。如果我是一名普惠金融客户，想从这些大银行获得金融服务，就好比我和姚明站在一起，他可能都不愿意理我，因为他个子太高的，对起话来他难受我也难受。所以，政策和补贴要跟业务走，不要跟机构走。

3、我们要有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做普惠金融没有好的产品，好的服务，那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次五部委文件下来，为什么没有把一些银行放在振兴乡村战略里？当时我参与了这个文件座谈讨论和一系列工作，如果把这些银行也写进文件里去，大家就会为难的。这就变成大水漫灌，做也不好，不做也不好，根本上你也做不了。所以，我们要时刻有普惠对象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昨天我们开了几个会，这几个文件出来以后，我们就想研究一个中小银行客户的获取系统。五部委文件出台之前，银监会下来个文，不许机构资金出县，在五部委文件出台之前就下来了，后来五部委文件把这个删掉了一下，这样就导致很多中小银行的资金，因为地方发展不平衡，资金出不去了，当地经济各个方面有些数据不太了解。所以，我们现在研发一个中小银行客户获取系统。很多互联网机构，利用大数据和互联网，加上全国中小银行的合作，建立一个很好的风控系统。而客户获取系统，使得资金获得本地的客户，这样使得本地资金达到服务本地客户的目的，也达到了中小银行资金不能出区域的目的，解决了资金闲置不能用的问题。

4、要有专门的监管规则。现在我们讲普惠金融叫差异化监管，实际上这都是空话、套话，一说差异化监管，他没办法操作，怎么样差异化？差不了。我们可以给普惠金融一套专门的监管制度，专门一套监管规则，你在我这个规则里做，就享受我的补贴，享受我的政策。不能这个政策一出来，谁都可以用，谁都可以套。

5、我们要有专门的普惠金融银行，专门做普惠金融的机构，指定这个银行做这个业务。今天来了很多中小银行董事长，西安银行、洛阳银行、沿海银行等中小银行董事长都来了。比如王涛董事长的机构，就设在新搞的中型乡村的一个点上，开头是没有业务的，他要投入人，投入钱，大银行是不去的，他就去了，假如我们政策到位，比方你在这儿设个点，我一年给你补10万、20万，他就有一种政策认可，国家支持，他觉得我干的是对的，不是我自己要干的，让人家觉得这个单位就是为了出风头。他为老百姓服务，更进一步接地气，工作做得就有兴趣，做得有底气，觉得国家看到我了，承认我了。

普惠金融需要千方百计调动大家来做，其实中国的普惠金融市场非常非常大。我们地方金融研究院和地方金融年会举办的几十年，很多同志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推动了全国第一个地方证券领导办公室的成立，湖北证券领导办公室，就是我们写提案，最后国务院批了，批的是第一个。我们也帮助了很多银行在这方面的业务推广，但他们确确实实需要有政策的支持。我们中小银行处于夹心层生存很不容易，我们曾经写了很多信，当时城市金融一刀切的时候，我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朱镕基总理也批了，后来我们保留了县级法人的城市信用社。在每一个阶段，这些中小金融机构都遇到了不同的困难，也取得了不同的成绩，我们需要总结，需要帮助。

6、金融需要改革，现在中国的金融体制，我看到今天人民银行的领导在这里，中国的金融体制现在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我们国家行政体制改革每五年一次，从1982年开始到现在改了七次。金融体制改革远远滞后于行政体制，比如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现在已经是13年了，现在农村信用联社的体制显然不适合了，我们的农商行组建起来了，很多省已经没有农村信用社了，可省里还有联社，联谁呢？体制、机制方方面面都不适合了，一个体制坚持十年还不改的时候，一定会起到滞后阻碍作用，开拓前五年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促进作用，省联社对农村金融发展起到阶段性作用，时间越长，行政色彩会越浓，所以，我们要加大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中观金融体制改革的力度。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