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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P特稿 | 大咖对话:雾里看花——谁是普惠金融的真正服务对象?

编者按
应普惠金融领域同仁要求,我们将3月6日举办的“CPCP国际研讨会”中精彩的“大咖对话”以及现场互动加以再现。

左:CAFI执行主任刘澄清 中:莱恩(Elisabeth Rhyne)博士 右:CAFI院长贝多广

主持人:刘澄清主任,以下简称Tim

对话大咖:Elisabeth Rhyne博士,以下简称Beth或莱恩博士

对话大咖:贝多广院长,以下简称Dr. BEI

以下为大咖对话正文:

Tim:

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尤其在过去五年,微型金融和普惠金融发展迅猛。行业很有前景,但有点迷茫。普惠金融概念被炒得很热,无论是传统金融机构还是新兴金融机构抑或是数字金融机构,都宣称在做普惠金融。但现实的情况是,真正落地、具有最佳实践的模式并不多。接下来,有请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理事会联席主席兼院长贝多广博士和安信永国际CFI普惠金融中心创始人兼总裁Elisabeth Rhyne莱恩博士一起探讨普惠金融的一些热点问题。

我们开始的第一个问题是,“普惠金融是‘又普及又优惠’的金融吗?”


Beth:

非常感谢主持人。普惠金融的定义,我们在CFI普惠金融中心对“普惠金融”的定义包括五大元素:

第一个元素,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享有一系列的产品。人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贷款,还要有支付、保险、储蓄等一系列产品和服务,也就是说,人们应该能够享受全套的金融服务;

第二个元素,每一个人都能够使用这些产品,这就是所谓的“普遍”方面;

第三个元素,要提供有质量的服务,尤其要按照客户保护原则、按照一定质量标准提供服务;

第四个元素,要在有竞争的市场里,这样能保证它能以持续高质量提供服务;

第五个元素,要给有财务能力的人提供相应的服务。

大家可能觉得这是很高的标准,如果这些都能实现,我们就实现了所谓的普惠金融的生态体系建设。

当然,你也谈到了所谓的“优惠金融”。实际上,这一点也是我们经常得到的教训。优惠的政策常常无法奏效。在“优惠金融”中是有两个选择:一是设定利率的上限,这个时候贫困人口就得不到贷款和服务,金融机构不愿意给他们提供贷款;二是如果给他们提供一些补贴,最后获得这些补贴的实际是政治上有权力的一些人,而不是贫困人群。不管怎么样,贫困人群可能得到的都会比较少。因此,应该利用更好的市场机制,使贫困人群得到服务。

根据我的经验,1970 -1980年代微型信贷得到了一些发展,因为当时的全球发展的机构提供很多补贴性信贷,但实际证明这些措施并不成功。后来金融机构开发起这块业务,开始了所谓微型金融的发展。

Dr. BEI:

莱恩博士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基于中国特定的环境,我把普惠金融放到广义和相对狭义的语境分开讨论。刚才莱恩博士说对所有人提供金融服务,联合国给“普惠金融”下的定义也是要包容所有人。但我们讲,普惠金融不是服务所有的人,它主要是关注在特定环境下谁没有被包容进来。原来是有一些人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体系以外的,我们要把这些被排斥的人包容进来。普惠金融就是指要为当初被排斥的人提供服务。

哪些人被排斥?在中国,我总结为“中小微弱”,因为这也比较容易记,中小微弱实际就是中小微企业,原来英文里有个“SMEs(中小企业)”,以前金融机构基本不看微型企业,现在把“中小微”都加进去,所以叫“MSMEs”。这是原来传统金融机构不太服务或服务不足,或者完全不服务的,这是现在我们普惠金融的重点。“弱”,是特指弱势人群,他们在金融服务方面,长期也是被排斥的,是弱势的。比如农村的农户、低收入人群、老年人或者年轻人等等。这些不是指“老弱病残”,现在有一些文件特别强调“老弱病残”。老弱病残实际只是身体上的,而我们指的是金融服务上的弱势群体。“中小微弱”是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普惠金融要重点服务的对象。

Tim: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一直困扰行业,很多推动利益相关方,包括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尤其是地方官员认为,微型金融和普惠金融是从孟加拉格莱珉模式演化过来的。这个思想在很多人那里是非常坚定的。

请问莱恩博士,过去半个多世纪,微型信贷和微型金融以及普惠金融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是怎样的状况?到底是怎样的模式推动了今天的普惠金融?

Beth:

实际有很多不同的模式。当然,格莱珉的模式在一个人口特别密集、特别贫困的地区是非常适合的,比如在孟加拉。安信永开始在拉丁美洲采用的模式跟它有点类似。我们也有小组贷款,当然不仅仅是给女性提供贷款,还给男性提供贷款。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从小组的贷款转向个人的贷款。我们也发现,客户更愿意接受个人贷款,大家并不愿意一定要组成小组才能获取贷款。所以,如果能个人贷款,这对客户来说是他们更加青睐的一种方式。

今天下午有一位发言者也提到了信用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的确在普惠金融领域发挥很大的作用,它们也有很长的历史。我们也有数字化信贷和数字金融,它们逐步降低了金融的成本,特别对于偏远和贫困的地区,数字化信贷和数字金融通过社交化手段降低了成本。

Dr. BEI:

我有个疑问,你刚才提的问题是有这样的假设,国内对格莱珉的模式认识有点偏差。前几年我们请尤努斯教授到人民大学来做了一场对话,当时我主持的。我印象当中是直截了当地就问他,“你的格莱珉模式到底是公益性还是市场化的?” 因为国内很多人没有强调它的市场化层面,都以为它是公益性、慈善性的模式。我问他,“到底你的利率有多高?” 这是核心问题。他也如实地说了,他们的年化利率在20%。当时很多人也很惊讶,格莱珉给穷人贷款怎么有20%的年化利率?在中国人脑子里20%很高。他说我不是为了暴利,而是我的运营成本很高,因为工作人员要一个个下到村庄里找农民贷款,运营成本非常高,我也要盈利,也要运作,要可持续发展。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是微利,但可持续发展。

我认为,这里面重要的一点,不管是什么模式,我们千万不要把它理解成普惠金融是一种社会公益。它一定是建立在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基础上的。再多加一句,到了今天,普惠金融成为越来越被高度重视的话题,我们更要让从上到下的决策者、实践者、研究者认识到,商业可持续非常重要。市场经济就是一句话,让市场发挥作用,让价格发挥作用。如果你要管制价格,像莱恩博士说的,给他补贴,给他免税,这都不是可持续的。就是市场要放开,价格放开,普惠金融才能奏效。

Tim:

已经进入深度讨论了。谈到利率,利率经常被政治化,在很多民选国家里,为了拉选票就把利率人为地降下来。发展微型金融有三大障碍:一是利率有“天花板”;二是政治环境不稳定;三是汇率不稳定。

我想问莱恩博士,利率上限在普惠金融发展的今天还是有效的吗?

Beth:

是的,利率上限就是个发展的障碍。有些国家像玻利维亚在几年前,他们原来的微型金融行业发展是非常好的。新的政府上来之后,就对微型金融设定了利率上限,说这个利率一定要在个位数,只能是年化利率9%。他们花了几年时间,有个过渡期,必须降到9%。后来所有的微型金融机构(MFIs)就没有办法提供小额贷款,微型企业的业务没办法做了,只能往上做了。这么小的贷款,这么低的利率是做不了的。在肯尼亚也同样有利率上限,使得市场遭到很大的影响。后来他们取消了利率上限。有些国家,虽然有利率上限,但是上限是和市场利率差不多的水平,比如印度的利率上限就和市场自然水平差不多的,这样就不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当然,它也有一些好处,有一些被抬高的利率也能够得到抑制。

我还想说一点,我不知道中国的利率是怎样的,很多数字化模型的利率也是很高的,我不了解是什么原因。看起来,他们的利率很高,因为他们也会容忍比较高的违约率。对我来说,这不是负责任的模式。一个负责任的模式应该是低违约率的,它的利率也可以在比较低的水平。因为利率对客户来说的确是很重要的。所以,低利率是好的。

Tim:

莱恩博士谈到微型金融利率的时候,还不能忘了现在正在发展的数字微贷和数字金融。

贝博士,您对这个问题肯定有进一步阐述的。中国在数字金融方面发展非常迅猛,我们的确出现了一些坏账,用高利率去覆盖高风险。

Dr. BEI:

是的,有这样的现象。总体来说,大的金融科技平台提供的短期贷款还是市场利率。当然,在我来看,他们的成本还是很高的,尽管它提高了效率。因为平台的建立以及持续地对小额借款人进行数据分析,这些成本也都不便宜。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利率结构。当市场决定利率,这些机构在运营的时候,像中国的农商行、农信社,今天在座有好几位来自农信系统的,我知道他们给农村的贷款,比如8%-10%的利率,也不是什么暴利,基本上也都OK的,能够覆盖他们的成本。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通过政治的力量去动员大的国有银行开展普惠金融,但国家又要求他们必须在基准利率4.35%,甚至比这个还要低,认为“给穷人贷款你们还搞那么高?”这样的做法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后果?这个宏观问题值得探讨。短期内,银行真的按照这样的超低利率放贷了,供应量上是达到要求了,而且由于这个小微贷款在大型银行里占的比重非常小,银行可以在别的地方赚钱覆盖它,但实际就这个贷款本身而言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从长期来说,这个普惠金融部门在行里会抬不起头来,你不能老是靠补贴。更重要的是扰乱了市场,因为这么便宜的资金进入市场以后,那些正常按市场提供的利率,比如8%、10%的利率贷款者就贷不出去了。由于面对的是完全不规范的竞争,他们被挤出去了。而这些机构是长期耕耘在那些市场里的。他们被挤出去以后,5-10年以后,难道大的国有银行真的能在农村市场铺开?我作为观察者,担心这些事儿。虽然看起来,它是价格问题。实际上,这关系到整个国家未来普惠金融的发展前景以及市场怎么可持续。

Tim:

这是个国际研讨会,又是在大学里举办这个的研讨会,学术性比较强,所以什么观点都可以讨论,而且是讨论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现在很多银行成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但他们也反映,服务贫困人群和低收入群体及微小企业很难实现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双重目标。无论是过去的微型金融,还是中国提倡的小微金融或是普惠金融,需要努力实现双重绩效目标。

但实现社会绩效肯定是有成本的,请问莱恩博士,服务小微企业、低收入群体,难道不能实现双重绩效目标吗?

Beth:

的确,我们首先要界定“社会绩效”里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要去找到那些之前被排除在外的人,给他们找到一个金融产品,让他们享受到这个金融产品或服务,是不是做到这个就叫“社会绩效”了?银行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认为,人总会有个妥协,在客户和银行利益之间、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短期可能对银行有好处,对客户不好;但长期,双方的利益其实是差不多的。如果一个银行能自觉地去履行一些社会义务,可能它长期来讲还是会做得不错,同时,可以给客户提供比较好的服务。

Dr. BEI:

这个事儿值得研究,现在从事普惠金融的人和机构越来越多,大家的出发点是什么?我认为尤努斯教授很高尚,他做这个事只是微利,只要商业可持续让他可以运作就行。但是确确实实,我们也看到,在中国也有一些机构认为“这里面有暴利”,它成本没那么高,但收得更高。这个出发点不太一样。还有一些机构,特别是体制内的机构的想法是“领导让我做,我就做呗”,各自的出发点不太一样。

从精神和理念上,您刚才讲到格莱珉的模式,虽然它不一定适合中国或者说它只适合局部的地方,但尤努斯教授的理念我一直是很推崇的。他用Social Business或者国外其他地方用的Social Enterprise或者Impact Investment这一类有道德情怀的理念去做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可以实现双重绩效的目标。一方面,他做了这件事让更多人被包容进来了,但又不是想在里面获得高回报,甚至他赚到的利润又返回去、重新投资到市场中。我们要推崇这一类的做法和商业模式。在我来看,整个生态环境,比如政府允许更多的人进入竞争,大家都可以做的话,这些想获取暴利的人就是短期的,他捞一把就拉倒了所以也走不远,我们真正要鼓励的是长期要在这个领域做事的人。

Tim:

贝博士在前面也谈到了,如果利率过低会出现扭曲市场的情况。我去过一个北方省份普惠金融发展的试点县。政府要求很多银行给贫困和低收入群体和微小企业提供补贴性的低利率贷款以后,一家著名的微型金融机构就被挤出来了,因为它是以市场利率自动瞄准客户的,而且是提供给客户有价值的服务。

我们在扶贫领域看到有“530”模式(5万元贷款,3年期限,零利率),现在建档立卡户都能获得这样的贷款。我的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告诉我,现在坏账很多。我在想,这种走捷径的方式做微型信贷,贷款收不回来应该属于常态,因为完全是由政府补贴出来的,他们也不是完全知道客户到底需不需要这个贷款。

在微型金融领域,我想问莱恩博士,真正贫困、没有劳动能力的那些人,普惠金融和微型金融对他们有效果吗?因为现在农村弱势群体中,实际上没有经营能力和劳动能力,或者不想去努力的人还是有的。贷款给他们,您认为是最好的办法吗?会有效果吗?

Beth:

最近我们研究了财务健康的问题。财务健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认为的财务健康是指,你可以从紧急状况当中自我修复过来,而且你也可以追求长期的梦想——无论是给子女提供教育,追求更好的生活还是有更好的事业。如果你对这些机会都是比较有效地践行,也可以抵御生活当中的冲击,就说明你已经达到财务健康的状况。

这种金融服务在财务健康方面扮演了多大的作用呢?我认为,它们可以起到帮助作用。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创收,这是保证财务健康最重要的地方。所以,金融服务不会产生收入,只是起个助推、帮助的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一点,金融只是起到帮助、助推经济活动的作用,前提是必须要有可以产生收入的经济活动。

我认为,有的时候我们高估了金融对打破经济周期的力量。

Tim:

这个观点对现在普惠金融过热、农户得到贷款但并没有产生正面效果的现实情况来说应该是一种的警醒。

这就延伸到一个很困惑的问题,也是贝博士和我们有时在讨论的,现在通过数字方法推动消费金融,它是普惠金融吗?

Beth:

消费金融是普惠金融的一部分。我一直认为,金钱的用途是可以替换的,人们可以用金钱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只要是合法的,合情合理的。比如如果你能够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这一点非常重要,比如丰收使得人们可以赚到钱,这样也可以通过赚的钱让他们整个消费行为更加顺畅,这是人们合情合理的要求。再比如,你希望买个电视或者买个娱乐设施,这都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消费是合情合理的要求。

Dr. BEI:

为什么在中国,我特别地说,普惠金融要包含消费金融,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经济特征是产品过剩。因为中国生产能力特别强,制造大国,制造出来很多好东西卖给美国等国家。中国人自己没有消费能力吗?谁没有消费能力?是低收人群。中国还有6亿多人没有马桶。但中国有大批人到日本和韩国买马桶盖,中国的社会差异如此之大。最近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有10亿人没坐过飞机。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天天把你带到首都机场,你问出租车司机他乘过飞机吗?90%的人会回答“没有”。这说明中国的低收入人群需要提升消费能力。莱恩博士说的很对,关键还是要提升他的收入。但是收入提升受到整个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它没有那么快,除非是国家发起的。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金融是个好办法,它可以比较快地提升这部分人群的购买能力和消费能力,而不是收入。这部分消费群体消费能力提高的话,整个国家的消费水平就可以上升,这关系到宏观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为什么现在特别重视普惠金融,尤其是消费金融,国家也是把它放到战略高度来重视,这是中国特定的国情。对于刚才莱恩博士讲的,我的理解是,国际上对于弱势群体和小微企业分不清你是生产型还是消费型,拿了打酱油的钱买醋去的,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关键是要解决他的困难,提高他的创收能力。

Beth:

我还要补充一点,我儿子3岁的时候开始知道世界经济,他说“哎呀,妈妈,什么都是中国制造的啊?”他才3岁就已经看透了世界经济的本质。哈哈!

Dr. BEI:

请问保罗·希尔先生,因为你在做小贷的事情,现在中国在高度重视小微和普惠金融这个事儿,但国家是要求银行,特别是大银行去落实这个业务。您认为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国家的小贷行业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它能替代银行还是补充银行,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功能是银行替代不了的?我想听听您的建议。

保罗·希尔:

非常感谢贝院长提出这个问题,从我们的角度,小贷和银行的关系像身体上大血管和毛细血管的关系。比方说我们要支持的微小企业是手指,那如果没有毛细血管,大的血管的血到不了手指。实际在中国也是如此。虽然各大银行非常积极来做这个事情,但实际上要做像我们平均8万元小额贷款贷给个体工商户是不容易的,这里面应该有个分工的问题。所以,2017年以前我看到中国的助贷模式比较普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银行与小贷合作的模式,就是说银行是放款人,小贷公司对客户有比较仔细的了解,他来兜底。通过这样的助贷模式做到1万多亿,银行没有遇到一分钱的损失,反而1万多亿支持了原来得不到银行支持的好几千万家小微企业。它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因为中国是两个金融世界:一是国有银行、中企业、大企业的世界,利率不是市场利率,是国家计划定的利率;二是民营企业,他们生活在市场利率环境下。这两个世界都在中国,但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金融市场。

银行现在要借给小微客户,国家要求是4%、5%的利率。如果按信用贷款5%的利率推算,小贷行业现在全中国的不良率一定是超过5%的。所以,国家是要求银行按5%的利率来做小微客户的贷款,由于无法覆盖成本,因此这是不可持续。小贷公司是活在完全市场化的领域,它们也愿意承担这个市场的风险。银行是国家定的利率,不应该承担这样的风险,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圆满地服务现在普惠金融瞄准的中小微和弱势群体。这个关系应该是这样的。

Dr.BEI:

谢谢保罗先生,您的意思,我理解,相当于银行做批发,小贷公司做零售?

保罗·希尔:

是的。

Dr. BEI:

助贷你们一般怎么翻译?

保罗·希尔:

Agency在印度用的比较多。Service company服务公司是帮他做初审,中国的小贷公司还兜底,承担最重的风险,这样银行可以比较放心地做,也不会有不良,它的资金就可以拿个比较合理的回报,小贷公司当然是拿市场的回报,因为它是承担风险的。

Tim:

关于助贷模式,我有个问题想提问给平安普惠的宁杰。刚才保罗先生说的,现在很多机构都在这样做。

平安普惠在这个领域里,用数字方法做了很多的探索。您能否告诉我们,这个模式是中国或者现在或者未来一段时间的模式吗?是过渡期的吗?还是长远的模式?谢谢!

宁杰:

非常同意保罗先生的观点,我想讲的是,关于助贷模式的定义并不明确。如果只是单纯的Agency model,这只是帮助银行做获客,则不需要任何牌照,目前普通工商企业就能做。如果助贷企业参与风控,有参与程度的差别。如果只是参与初审、数据前期的梳理或简单的模型搭建,没有牌照似乎也没问题。讲到兜底,那就是征信。征信必须要相关的牌照,比如融资担保公司,还有信用保险(保险公司)也是有资质的主体。

信贷领域有一些通过单个机构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会不复存在。现在普惠金融领域的信贷存在任何单一机构目前都解决不了的复杂问题,只能通过各种类型机构的合作才能完成。比如针对小微、三农的融资问题,必须靠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一起合作,把每个机构在某个环节的能力激发出来,像乐高一样拼在一起,才能形成当前市场环境、技术环境以及客户的认知能力环境下的最佳方案,这也是平安普惠一直在探索的方向。

Tim:

关于征信,今天我们邀请到国际金融公司的黄琳,是高级金融专家,您能否给我们分享一下,在数字金融领域隐私保护方面的问题。

黄琳:

国际金融公司2005年就在中国推动商业化的微型金融,客户数据保护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也做过很多针对市场的培训。刚才好几位嘉宾都谈到客户保护和客户隐私问题,这里我说说客户数据保护问题。各家机构尤其金融机构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需要你们的实践行为,从整个国家层面需要有专门针对个人数据保护的框架。今天我主要介绍国家层面个人数据保护框架。

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在征信领域,它相对是比较完善的,征信领域不仅仅是征信机构,各家机构都受这个条例规范的。从征信领域来看,整个数据保护还是可以的,因为条例上规定了数据的质量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你需要得到数据主体的授权,你对数据的使用要在可允许的范围等等。今天谈到数字金融Digital Finance,除了征信之外,现在还有大数据公司或Fintech,我们自己把它叫做数据和数据分析行业,是比较准确的分法。这个领域中的数据规制方面,就是个人数据保护方面,在中国还是相对缺失的。

有一个误解需要阐述一下,现在中国很多情况,大家把征信与数据和数据分析行业有些混淆开来。征信在整个国际上已经是共识的概念,是非常窄的领域。通过征信服务达到三大目的:通过征信了解你的个人身份;通过征信了解你在整个市场总的负债行为和总的还款表现,这是它需要做的。除此之外,我们很多是归类于数据和数据分析行业。目前中国拿到牌照的有两家:一是人民银行的征信中心;二是百行征信。现在大家做征信其实概念是混淆的,或者很多机构内部数据分析也叫征信,这完全是乱用词,这是我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

在征信领域,我们从2003年就在中国做征信领域的规制建设,现在相对来说是OK的,我们现在把自己的领域集中在数据之外的数据和数据分析行业,如果没有这一点,整个Digital Finance就没有坚实的规制基础。我们把它分为两个层次的工作来进行。一般国家层面会有覆盖所有行业,包括金融行业个人数据保护法的规制框架,现在国家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另一块,涉及到数据为金融行业服务时,作为金融监管机构需要有什么样的规制框架?可能是间接的监管或直接的监管来针对金融行业个人数据保护,像美国CPB金融消费保护局之前就出台了关于数据应用于金融服务非强制性的原则。对于数据以什么样的范围、有什么样的处理解决机制,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让客户获得自己的数据,它有很完整的原则。总地来说,我们希望在中国建立起既能够有效保护个人数据,又能够促进整个金融创新的规制框架。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Q&A

观众提问:

Beth您好,我是来自于高信隆的,很高兴来到这里能够见到您。中国市场上有8000多个小额信贷公司,数字化贷款以及互联网数字化贷款方也提供了大量的消费者贷款,他们也没有接入到人行的信用中心,他们这些渠道借出的钱和量没有登记在征信系统里来。对这一点您有什么看法?

Beth:

我对中国的征信情况不是很了解,但发展的程度和我预想的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我所了解的,有征信系统的大多数国家当中,他们的征信系统都很发达。有一些机构,贷方都是可以互相合作的、信息共享。我不知道在中国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因为中国是个很大很复杂的国家。所以,我认为,要建立一个很好的征信系统,你们需要在中国国内把它建设成整个系统的,这应该是你们现在的重中之重。我不知道在中国,这些不同的借贷方是可以相互合作的吗?有信息共享吗?

观众讨论:

我们是有合作的,因为我们意识到,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唯一的信息来源是不足的,我们不能只依靠它来了解信用状况,所以也用了其他一些平台,找了一些别的渠道帮助更好地了解客户,但这样也会增加我们的运营成本。

Beth:

我认为一些征信建设很成功的国家也有一些私人的征信机构,所以政府垄断不一定很好,因为是垄断的话就会懒政,但一个很好的征信系统要有最新鲜的一些数据。这也是所有征信行业所需要的。

Tim:

一定有人同意莱恩博士的看法。

黄琳:

征信中心是采集MFI的数据,当然它只有几百家而已,并不是覆盖所有的市场,他只会采集他认为质量比较好的。征信对于数据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关于数据模式问题,有些国家只有公共的,有些国家只有私营的,有些是公共和私营都有的。哪种模式更好还没有定论,要根据各个国家具体情况来看,我们国家目前看其实也算是公私都有了,因为百行算是私营的吧?

Dr. BEI:

刚才高信隆的专家提出的问题,我自己感觉,总地来说还是国家对小贷公司是怎么看待的。国家没有把你视作一类金融机构,所以,原则上征信中心和整个系统就不让你进,是这样的问题。我看最近有重大的进步,就是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那个文件写得非常好,我感觉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做出了贡献,因为我们一直写这方面的报告,而且去年底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把有关小贷行业的政策建议报告发给相关的领导机关。五部委联合发布的这个《指导意见》里,明确把小额贷款公司放进去了,实际就是官方的文件认可了小额贷款公司在将来推动金融支持乡村振兴这件事情上发挥很正规的作用。中国的做法就是,你要让别人认可,你可以拿着这个文件再一步一步往前走,应该说有进步。

Tim:

如果不把80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纳入到主流的小微金融体系里,那说明我们的金融体系还不够包容,因为排斥小微金融机构服务是不可思议的。在国际上正规银行,尤其是吸收公众存款的要审慎监管外,没有吸收公众存款的大部分金融机构归到非审慎监管框架内,很多小贷公司都应该归类为NBFIs (Non-Bank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就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莱恩博士推动安信永在非洲和印度建立的微型金融机构都属于NBFIs。很多亚洲国家以及柬埔寨都有清晰的微型金融监管框架,你可以一步步往上走,走到最后可以获得全银行牌照。普惠金融发展应该有多样化的实现方式,也应该有能让机构上升的通道。哈佛商学院Michael Chu教授告诉我们,在普惠金融领域是往往监管决定了它的成败,合适的监管框架可以拯救一个行业,不合适的监管框架可以毁灭一个行业。

最后一点时间交给莱恩博士给我们总结一下这场讨论。

Beth:

我对今天下午的对话非常感兴趣。我认为,能够听到不同的角度的想法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而且,我们不同的机构在这里对话将会增加我们对彼此和对行业的了解。毫无疑问,中国这些行业都非常有活力,相信几年以后很多机构将会宏图大展。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我们还要继续对话,以便中国的消费者或客户能够从中获益。今天能够和各位对话,我感到非常的高兴,谢谢各位!感谢各位代表出息今天的对话。

Tim:

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两位大咖。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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